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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会的。
她的手从我脸上滑下来，摸了摸我的肩膀，又一路向下，最后握住我的手，翻过来看看手心，又翻过去看看手背，然后攥紧了。大姑又盯着我看了半晌，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脸上的笑容一下收敛了，“不是你不让你回来吗！你回来，人家那边知道不？”
我怔怔地站着。裴自雪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我走到母亲的墓碑前。碑上刻着：“先妣季母秀蝶之墓”左下角一行小字：“爱子季如愿叩立”。
出了村，沿着一条小路往北走了十多分钟，来到一片坡地。我认出来了，这里从前是一片荒坡，长满了野蒿子和荆棘。我姥姥姥爷当初就埋在这里，没有碑，只有一个土堆，妈妈埋在旁边的土堆里。
“刘爷爷，”我走到他跟前，叫了一声，而后跪了下去，膝盖抵在水泥地上，声响干脆，“我是娃子，季秀蝶的儿子。我小时候家里出事，是您出的钱，帮我姥姥姥爷下的葬。我来谢谢您。”
她又想了想：“那是不是得坐飞机去？老远了吧？”
一路上姑姑不停地讲，讲哪家的儿子考上大学了，讲谁家的闺女嫁到县城去了，讲村东头的老李去年走了，讲村西头的老张家盖了三层楼。她边说边用手指点着，我一个一个地认，有的还能对上号，有的已经完全陌生了。
她猛地站起来，踉跄了一步，手伸出来。我跑过去，一把抱住她。我还是回来的太晚了，还是太晚了。
恩情只用嘴巴来说，未免显得浅薄。离开刘家，我拿出手机发了条信息给林袖致，让他尽快安排刘爷爷儿子的工作，以及外甥女研究生毕业后人才落地的相关事宜。
“这是……”他说。
四座墓碑整齐地立在石板地上，碑身打磨得光滑，上面刻着字。碑前面摆了石供桌，桌上有香炉和花瓶。陵园后面还种了一排松柏，北面靠着一座小山包，南面有一道浅浅的水渠，水是从山上引下来的，清凌凌地流着。
“好，我过得很好，”我说，“在英国读的大学。”
她看着我，嘴抿了抿，又点点头：“那得花老多钱了吧。你可不能忘了人家的好，一定得报答人家。”
我伸出手，指尖轻轻抚过照片上她的脸。冰凉的石面，光滑的触感。我跪下来，父母抵着碑座，眼泪掉下来，落在墓碑上，啪嗒啪嗒的。
但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小小的陵园。整块地用矮墙围了起来，青砖的墙，墙头盖着黑瓦。里面铺了青石板，石板之间留着缝，缝里长着细密的青苔。
我不敢忘，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强迫自己回想这些。我是他们生命血缘的延续，如果连我都不记得，哪又有谁还能证明他们存在过呢。
姥姥是怎样的呢。我记忆中她从未与人红过脸，谁家生了孩子，也都会找她帮忙缝制小被褥。过冬时，那上门找她做棉裤棉袄的人就更多了。
我起身，又走到姥姥姥爷的碑前磕了头。说来惭愧，我已经忘记他们的音容笑貌，姥爷是个怎样的人呢，旁人说起，大都形容他懦弱窝囊。因为姥姥当年大出血才生下女儿，姥爷心疼妻子便不再让其生产，这样的事，在大多数人眼中竟是窝囊。
布局讲究。我虽不懂风水，也能看出这是请人看过的。
“可不嘛！”姑姑笑着，继续领我往前走。
嘴，喉咙里发出一声一声破碎的“啊啊”声，哭不出声来。
我垂下眼，点了点头。
“哟，都长这么大了！”
姑姑便会挺起胸膛，说：“这是娃子啊！秀蝶的儿子！从北京回来的！”
如今好了，社会发展快，许多压人的糟粕被遗留在过去。可那时不同，在村里，没有儿子就是会被人欺负，两家打架都会被人指着鼻子骂“绝户”。
回到家，天色已经晚了。姑姑在厨房里忙活，说哥哥马上从市里回来，晚上一起吃饭。我说我想去庙里看看，姑姑手上的动作稍一停顿，说：“去吧，去看看吧。”
回去的路上，我跟姑姑说想见见当年的村|支|书。姑姑说好，拐了个弯往村支书家走。村支书姓刘，住在村东头，家门口种着一棵核桃树，我记得我小时候这棵树就在了。
“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她问我，“上的什么大学？”
我知道大姑在想什么。她怕裴家以为我长大了回来跟本家亲，怕人家心里生了嫌隙，怕我回去不好做人。我把她的手握紧了，说：“知道，他们知道。没事的大姑，他们知道的。”
“那吃得好不好？那边暖不暖和？有没有人欺负你啊？”
这件事，我只跟裴自雪提过一次，后来再没提过，我没想过他会记得，更没想过他会做这些。
老人愣了一下，连忙放下拐杖伸手来扶我：“起来起来，快起来，咋能跪呢，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大姑敲了门，来开门的是个中年女人，见了大姑叫了声婶子，又看见我，愣了一下。大姑说这是秀蝶家的娃子，从北京回来的，来看看刘叔。女人赶紧让开身子，回头朝屋里喊：“爸！来人了！”
“都好，”我说，“大姑，都好。”
我笑着说是，有女王。
“阿成，”我轻声说，“我给你带了巧克力，给你放这儿了。”
其实这里还缺了一个墓碑，我姐姐。
大姑这才松了口气，连连点头：“那就好，那就好。”她伸手抹了把脸，拉着我往屋里走，“进来说，进来说。”
“挺好的，刘爷爷，工作也稳定。”
“长这么大了，”她说，“这么大了。”
“娃子，”她终于哭出声来，“娃子……”
大姑坐了一会儿，忽然站起来，拍了一下自己的腿：“哎哟，光顾着说话了，我去里屋拿点东西。”她走进里屋，翻了一会儿，拿出一个红色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沓纸钱和一束香，用细绳扎着口。
“在北京怎么样？”他问。
“是，坐飞机，十来个钟头。”
碑上嵌着一张黑白照片，巴掌大的一块，妈妈的眉眼看着我，笑得很灿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张照片，妈妈留给我的记忆里从没有这样明朗的笑。她在我脑海里是模糊的，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影子，嘴里总是嘟嘟囔囔地念着什么，头发也乱蓬蓬的。可照片里的她笑得那么明亮，眼睛弯成月牙，像所有正常的年轻的母亲一样。
我记得阿成活着的时候瘦瘦小小的，头发黄，脸上总挂着两道鼻涕痕。有一回我被村里的孩子欺负，他冲上去跟人打架，被人按在地上揍得鼻青脸肿，回头冲我咧嘴笑。他是我童年唯一的朋友，后来肚子里生虫，他爸不舍得买五块钱的驱虫药，拿农药在他身上打的，他拉了几天肚子，没多久就不行了。当地风俗小孩死了不立碑，他爸在村外的坡上随便刨了个坑埋了。
她的手一直没松开，拉着我穿过院子，进了堂屋。屋里光线暗一些，陈设简单，一张八仙桌，几条板凳，靠墙放着一台挂式电视机，柜子上摆着一尊瓷观音像，前面供着香炉，插着三根没点着的香。她把我按在板凳上坐好，自己坐到对面，还是攥着我的手，一会儿看看我的脸，一会儿看看我的手，像是怎么也看不够。
大姑在旁边烧纸，嘴里念念有词：“叔，婶，秀蝶，你们放心吧，娃子现在可好了，都出过国了，可有本事了。人家对他好，他自己也争气，你们在下面别惦记了。”
我弯下腰，伏在地上，磕了一个头。
“那就好，那就好。”他点了好几下头，“你姑姑这些年不容易，你多回来看看她。”
“回来了，该先去看看你妈和你姥姥姥爷了。”大姑说着，把塑料袋夹在腋下。她换了件干净褂子，把头发拢了拢，别了个黑卡子，又换了双鞋，拿了一顶草帽扣在头上，另一顶递给我，“走，我领你去。”
姑姑从塑料袋里取出黄纸和香，蹲下来，把黄纸一张一张拆开，叠好，压在石供桌上。她一边做这些，一边对我说：“你走了以后，过了没多久，也就半年来的，北京那边就来人了，要了这块地。村里还不愿意，村委上那些人闹了一阵子，不让动。后来直接从市里来了个官，专办这个，就没人敢说话了。”
静贤寺在后山的另一面，我走小路过去，走了二十来分钟。那条小路长满了草，两边的蒿子齐腰深，走在里面裤腿上沾了一层草籽。
他招呼我坐下，让女儿去倒茶。我坐在沙发上，老人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拐杖靠在手边。他的腿看样子不太好，坐下去的时候慢慢弯着，扶着椅子扶手，一条腿伸直了搁在脚凳上。
最后我走到阿成的碑前。阿成的碑小一些，碑上只刻着他的名字，碑前放着一个小小的瓷碗，里面插着三炷香，已经燃尽了，香灰落在碗里。
路上碰见人，隔着老远就喊：“海平婶子，这谁啊？”
大姑明显一愣，嘴巴张大了，问：“英国啊，有女王的那个？”
从里屋出来一个老人，戴着一副老花镜，拄着根拐杖，步子迈得慢，背有些驼，头发全白了。他走到堂屋门口，把眼镜推上去，眯着眼睛看我，看了好一会儿。
他扶我的胳膊，他的妻子和女儿也过来拉我。我站起来，他又看了我半晌，叹了口气：“你长大了，长大了。那会儿你才这么点儿高，瘦得跟根柴火棍似的，我见了心里难受，就出了那几个钱，不算啥，不算啥。”
我又喊了一声：“大姑。”
大姑松开我，双手捧着我的脸。不敢用力似的，只虚虚地抚摸着，手指在我脸上慢慢摸索，摸我的眉毛，我的鼻梁，我的下巴。
他又问了我这些年在外面的事，问了读书，问身体好不好。我一五一十答了。聊了半个多钟头，我说要走，老人家拉着我的手不肯放，说一定要吃了饭再走，我说改天一定来。
我把口袋里剩下的巧克力都掏出来，一块一块地码在碑前的石台上。大姑在旁边抹了把脸，没说话。
] 我说会的。
她的手从我脸上滑下来，摸了摸我的肩膀，又一路向下，最后握住我的手，翻过来看看手心，又翻过去看看手背，然后攥紧了。大姑又盯着我看了半晌，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脸上的笑容一下收敛了，“不是你不让你回来吗！你回来，人家那边知道不？”
我怔怔地站着。裴自雪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我走到母亲的墓碑前。碑上刻着：“先妣季母秀蝶之墓”左下角一行小字：“爱子季如愿叩立”。
出了村，沿着一条小路往北走了十多分钟，来到一片坡地。我认出来了，这里从前是一片荒坡，长满了野蒿子和荆棘。我姥姥姥爷当初就埋在这里，没有碑，只有一个土堆，妈妈埋在旁边的土堆里。
“刘爷爷，”我走到他跟前，叫了一声，而后跪了下去，膝盖抵在水泥地上，声响干脆，“我是娃子，季秀蝶的儿子。我小时候家里出事，是您出的钱，帮我姥姥姥爷下的葬。我来谢谢您。”
她又想了想：“那是不是得坐飞机去？老远了吧？”
一路上姑姑不停地讲，讲哪家的儿子考上大学了，讲谁家的闺女嫁到县城去了，讲村东头的老李去年走了，讲村西头的老张家盖了三层楼。她边说边用手指点着，我一个一个地认，有的还能对上号，有的已经完全陌生了。
她猛地站起来，踉跄了一步，手伸出来。我跑过去，一把抱住她。我还是回来的太晚了，还是太晚了。
恩情只用嘴巴来说，未免显得浅薄。离开刘家，我拿出手机发了条信息给林袖致，让他尽快安排刘爷爷儿子的工作，以及外甥女研究生毕业后人才落地的相关事宜。
“这是……”他说。
四座墓碑整齐地立在石板地上，碑身打磨得光滑，上面刻着字。碑前面摆了石供桌，桌上有香炉和花瓶。陵园后面还种了一排松柏，北面靠着一座小山包，南面有一道浅浅的水渠，水是从山上引下来的，清凌凌地流着。
“好，我过得很好，”我说，“在英国读的大学。”
她看着我，嘴抿了抿，又点点头：“那得花老多钱了吧。你可不能忘了人家的好，一定得报答人家。”
我伸出手，指尖轻轻抚过照片上她的脸。冰凉的石面，光滑的触感。我跪下来，父母抵着碑座，眼泪掉下来，落在墓碑上，啪嗒啪嗒的。
但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小小的陵园。整块地用矮墙围了起来，青砖的墙，墙头盖着黑瓦。里面铺了青石板，石板之间留着缝，缝里长着细密的青苔。
我不敢忘，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强迫自己回想这些。我是他们生命血缘的延续，如果连我都不记得，哪又有谁还能证明他们存在过呢。
姥姥是怎样的呢。我记忆中她从未与人红过脸，谁家生了孩子，也都会找她帮忙缝制小被褥。过冬时，那上门找她做棉裤棉袄的人就更多了。
我起身，又走到姥姥姥爷的碑前磕了头。说来惭愧，我已经忘记他们的音容笑貌，姥爷是个怎样的人呢，旁人说起，大都形容他懦弱窝囊。因为姥姥当年大出血才生下女儿，姥爷心疼妻子便不再让其生产，这样的事，在大多数人眼中竟是窝囊。
布局讲究。我虽不懂风水，也能看出这是请人看过的。
“可不嘛！”姑姑笑着，继续领我往前走。
嘴，喉咙里发出一声一声破碎的“啊啊”声，哭不出声来。
我垂下眼，点了点头。
“哟，都长这么大了！”
姑姑便会挺起胸膛，说：“这是娃子啊！秀蝶的儿子！从北京回来的！”
如今好了，社会发展快，许多压人的糟粕被遗留在过去。可那时不同，在村里，没有儿子就是会被人欺负，两家打架都会被人指着鼻子骂“绝户”。
回到家，天色已经晚了。姑姑在厨房里忙活，说哥哥马上从市里回来，晚上一起吃饭。我说我想去庙里看看，姑姑手上的动作稍一停顿，说：“去吧，去看看吧。”
回去的路上，我跟姑姑说想见见当年的村|支|书。姑姑说好，拐了个弯往村支书家走。村支书姓刘，住在村东头，家门口种着一棵核桃树，我记得我小时候这棵树就在了。
“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她问我，“上的什么大学？”
我知道大姑在想什么。她怕裴家以为我长大了回来跟本家亲，怕人家心里生了嫌隙，怕我回去不好做人。我把她的手握紧了，说：“知道，他们知道。没事的大姑，他们知道的。”
“那吃得好不好？那边暖不暖和？有没有人欺负你啊？”
这件事，我只跟裴自雪提过一次，后来再没提过，我没想过他会记得，更没想过他会做这些。
老人愣了一下，连忙放下拐杖伸手来扶我：“起来起来，快起来，咋能跪呢，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大姑敲了门，来开门的是个中年女人，见了大姑叫了声婶子，又看见我，愣了一下。大姑说这是秀蝶家的娃子，从北京回来的，来看看刘叔。女人赶紧让开身子，回头朝屋里喊：“爸！来人了！”
“都好，”我说，“大姑，都好。”
我笑着说是，有女王。
“阿成，”我轻声说，“我给你带了巧克力，给你放这儿了。”
其实这里还缺了一个墓碑，我姐姐。
大姑这才松了口气，连连点头：“那就好，那就好。”她伸手抹了把脸，拉着我往屋里走，“进来说，进来说。”
“挺好的，刘爷爷，工作也稳定。”
“长这么大了，”她说，“这么大了。”
“娃子，”她终于哭出声来，“娃子……”
大姑坐了一会儿，忽然站起来，拍了一下自己的腿：“哎哟，光顾着说话了，我去里屋拿点东西。”她走进里屋，翻了一会儿，拿出一个红色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沓纸钱和一束香，用细绳扎着口。
“在北京怎么样？”他问。
“是，坐飞机，十来个钟头。”
碑上嵌着一张黑白照片，巴掌大的一块，妈妈的眉眼看着我，笑得很灿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张照片，妈妈留给我的记忆里从没有这样明朗的笑。她在我脑海里是模糊的，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影子，嘴里总是嘟嘟囔囔地念着什么，头发也乱蓬蓬的。可照片里的她笑得那么明亮，眼睛弯成月牙，像所有正常的年轻的母亲一样。
我记得阿成活着的时候瘦瘦小小的，头发黄，脸上总挂着两道鼻涕痕。有一回我被村里的孩子欺负，他冲上去跟人打架，被人按在地上揍得鼻青脸肿，回头冲我咧嘴笑。他是我童年唯一的朋友，后来肚子里生虫，他爸不舍得买五块钱的驱虫药，拿农药在他身上打的，他拉了几天肚子，没多久就不行了。当地风俗小孩死了不立碑，他爸在村外的坡上随便刨了个坑埋了。
她的手一直没松开，拉着我穿过院子，进了堂屋。屋里光线暗一些，陈设简单，一张八仙桌，几条板凳，靠墙放着一台挂式电视机，柜子上摆着一尊瓷观音像，前面供着香炉，插着三根没点着的香。她把我按在板凳上坐好，自己坐到对面，还是攥着我的手，一会儿看看我的脸，一会儿看看我的手，像是怎么也看不够。
大姑在旁边烧纸，嘴里念念有词：“叔，婶，秀蝶，你们放心吧，娃子现在可好了，都出过国了，可有本事了。人家对他好，他自己也争气，你们在下面别惦记了。”
我弯下腰，伏在地上，磕了一个头。
“那就好，那就好。”他点了好几下头，“你姑姑这些年不容易，你多回来看看她。”
“回来了，该先去看看你妈和你姥姥姥爷了。”大姑说着，把塑料袋夹在腋下。她换了件干净褂子，把头发拢了拢，别了个黑卡子，又换了双鞋，拿了一顶草帽扣在头上，另一顶递给我，“走，我领你去。”
姑姑从塑料袋里取出黄纸和香，蹲下来，把黄纸一张一张拆开，叠好，压在石供桌上。她一边做这些，一边对我说：“你走了以后，过了没多久，也就半年来的，北京那边就来人了，要了这块地。村里还不愿意，村委上那些人闹了一阵子，不让动。后来直接从市里来了个官，专办这个，就没人敢说话了。”
静贤寺在后山的另一面，我走小路过去，走了二十来分钟。那条小路长满了草，两边的蒿子齐腰深，走在里面裤腿上沾了一层草籽。
他招呼我坐下，让女儿去倒茶。我坐在沙发上，老人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拐杖靠在手边。他的腿看样子不太好，坐下去的时候慢慢弯着，扶着椅子扶手，一条腿伸直了搁在脚凳上。
最后我走到阿成的碑前。阿成的碑小一些，碑上只刻着他的名字，碑前放着一个小小的瓷碗，里面插着三炷香，已经燃尽了，香灰落在碗里。
路上碰见人，隔着老远就喊：“海平婶子，这谁啊？”
大姑明显一愣，嘴巴张大了，问：“英国啊，有女王的那个？”
从里屋出来一个老人，戴着一副老花镜，拄着根拐杖，步子迈得慢，背有些驼，头发全白了。他走到堂屋门口，把眼镜推上去，眯着眼睛看我，看了好一会儿。
他扶我的胳膊，他的妻子和女儿也过来拉我。我站起来，他又看了我半晌，叹了口气：“你长大了，长大了。那会儿你才这么点儿高，瘦得跟根柴火棍似的，我见了心里难受，就出了那几个钱，不算啥，不算啥。”
我又喊了一声：“大姑。”
大姑松开我，双手捧着我的脸。不敢用力似的，只虚虚地抚摸着，手指在我脸上慢慢摸索，摸我的眉毛，我的鼻梁，我的下巴。
他又问了我这些年在外面的事，问了读书，问身体好不好。我一五一十答了。聊了半个多钟头，我说要走，老人家拉着我的手不肯放，说一定要吃了饭再走，我说改天一定来。
我把口袋里剩下的巧克力都掏出来，一块一块地码在碑前的石台上。大姑在旁边抹了把脸，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