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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姑停住了搓洗的动作，抬起头来。
“回来看看，”我说，“还迷路了，现在村里变化太大了。”
“爸爸！”小孩子跑过去，扯着嗓门喊，“有个人找你！他不认识路！”
路像是新修的水泥地，平坦得很，没有颠簸。田里的麦子金灿灿的，有的地块已经割过了，只剩下一茬一茬的麦秆，在地里扎着，路边种了杨树，笔直地排过去。我认不出这是哪一段路了，从前那条土路的痕迹一点儿也不剩了。
“我知道。”我说。
“哦，那快得很了。”他说，“现在修了高铁了，到兰州一个多小时，到西安也不到三个小时。你姑我婶子知道了没有？”
“还没说，”我说，“想直接回来看看。”
“娃子……”他说。脸上仍是不可置信的神情，“真是你？你咋回来了？”
我想起来了。国庆比我大两岁还是三岁，从小脸上一颗一颗的麻子，村里人都叫他麻子国庆。他家里穷，爹死得早，他娘带着他和弟弟过日子，他念到二年级就不念了，去给人做学徒。我小时候很羡慕他，他有名字，叫安国庆。我没有，村里人都叫我娃子，季娃子，没人给我起一个正经的大名。
老太太手一顿，豆子从指缝间漏了下去，她扶着膝盖慢慢站起来，走过来仰着脸看我，一双眼睛浑浊了，却仍努力睁着。
季安…我大概知道它的来头。收回目光，看着脚下，“看着规模不小。”
“可不小。”国庆把孩子换到另一边胳膊上，“那会儿村里人不乐意，说占了耕地，闹了一阵。后来镇上来人开会，说给补偿，还给安排活干，这才安生了。现在你看，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子，门口停着车，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我点头，目送他离开。一步步挪动到门前，这些年，我曾无数次在梦中回到这里，无论遇到什么，我从来没有一刻想过去死，就是为了回到这里，回到家乡，回到亲人身边。
大姑坐在院子里搓洗衣服。她坐在一只矮凳上，面前是一个大塑料盆，盆里泡着好几件衣裳，她弓着腰，双手在搓板上一下一下地搓，水声哗啦哗啦地响。她的头发已白了大半，稀稀的在后脑勺挽了个髻。后背弯着，脊梁骨从衣服下面拱起来。这些年，分隔千里，虽有专人每月发来照片，可亲眼见到，又是另一种感受。
我下了车，站在路口。面前是一个斜坡，坡上错落着房子，红的瓦，白的墙，有的两层有的三层，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一条水泥路从坡底通上去，路边停着几辆车，面包车，小货车，还有一辆黑色的轿车。
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先是僵住，然后慢慢地松动，眼睛睁大了。他把镰刀从腰后抽出来，拄在地上，腾出手擦了把脸上的汗，又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朝我走过来。走到跟前，他停下来，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你咋回来的？”他问。
“麻子国庆！”那个大点的孩子抢着说，伸出手在脸上比划了一下，“他脸上有麻子。”
思来想去，我决定沿着大路往前走，走了一小段，看到一个公交站牌，上面写着北线，途经赵家坪，刘家湾，小临村。于是，我在站牌底下等车，约莫过了二十来分钟，来了一辆白色中巴。车身上印着饮料广告，车上没几个人，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了，窗外的景致慢慢地从镇子变成了田野。
他又盯着了一会儿，转身朝田里喊了一声：“行了行了不割了！回家！”又弯腰把散在地上的麦子拢了拢，抱到地头码好。几个孩子围着他转，最小的那个抱着他的腿往上爬，他腾出一只手把孩子捞起来，夹在胳膊底下，孩子咯吱咯吱地笑。
“什么？”我问。
“国庆家的！”最小的那个含着巧克力说，“他是我爸爸。”
“你们是谁家的？”我问。
孩子们点点头，小的一把拉住我的手，大的一蹦一跳在前面带路。他们踩在田埂上蹦蹦跳跳，我跟在后面，鞋底陷进松软的土里，深一脚浅一脚的。麦田一块连着一块，收割过的地里留着一寸来高的麦茬，踩上去扎脚。没割的地里麦穗沉甸甸地垂着头，风一吹就哗哗地响。
小临村在县城的北边，从前从县城过去要走很远。我记得小时候跟着姥姥来赶集，天不亮就出门，走一个多钟头才能到。路是土路，弯弯绕绕的，沿着一条干涸的河沟走，到了雨季沟里才有点水。现在面前这些路横平竖直的，路灯，路牌，门面房，都和别处的小县城没什么两样。
我也停下。他们穿得干净整齐，鞋子是运动鞋，有的还带着荧光条，跟我小时候光着脚满村跑的样子不一样了。
他点了点头，沉默了一截路。走到坡顶的时候，他拿下巴朝前面指了指：“你看那边。”
我跟着他，沿着田埂上了坡。大点的孩子跑在前面，手里攥着麦穗晃来晃去。国庆走在我旁边，步子刻意放慢了，该是故意等我。他怀里的孩子扭来扭去，他就颠了颠，换了个姿势。
“那可不可以带我去见他？”
最大的那个男孩子犹豫了一下，伸手接了一块，其他孩子这才跟着伸手，一人一块，拿了就往嘴里送，看来家长们还是没把安全教育做到位。最小的那个吃得慢，舔着舔着舔到了手上，满手都是巧克力印子。
国庆领我继续走，拐过一道弯，巷子两边都是二层小楼。有的贴了瓷砖，有的刷了涂料，大门是铁皮的，刷着红漆或蓝漆，门楣上贴着瓷砖对联。他停下，对着第二户努努嘴，说：“就这个，我就不进去了，你跟你姑好好说说话。回头来家里吃饭。”
甘谷站还是老样子。月台短，下了车走几步就是出站口，站房刷了新漆，白底红字，比从前规整些。出站口外面那条路拓宽了，铺了柏油，路两边立了路灯，杆子是新式不锈钢的，底下种着矮矮的冬青。从前这里是一条土路，雨雪天泥泞得走不了人，晴天的时候灰大，走一趟回来鞋面上能扑一层黄。
“厂子，叫季安，做食品加工的。”国庆说，“就你刚走没多久就建了，也是北京的老板。招老多人了，我们这些人就不种地了，都去厂里上班。男的当工人，女的做后勤，一个月下来，能挣好几千。你看我这，”说着，他低头看看自己，“早就不全种地了，请假回来收两天麦子，平时都在厂里。”
车停在一个岔路口，司机回头喊了一声：“小临村到了。”
“在地里！”孩子们争着说，“在坡下面的地里！割麦子！”
我沿着坡往上走，远远听到有人说话，声音传过来，说的是本地话，许是离家太久，即便听着熟悉，可大概意思却说不上来。走到坡顶的时候，迎面跑来几个小孩，大的七八岁，小的三四岁，跑得满头汗，脸上沾着泥印子。看见我，他们一下子停住了，站成一排，歪着头打量我。
“是，”我干笑两声，“都十九年了。”
路边有人在晾麦子，金黄的铺了一地。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的矮凳上剥豆子，看见我们，眯着眼打量了一会儿，国庆朝她喊了一声：“五婶，这是娃子！秀蝶姨家的那个！”
“好，好着呢，”她笑起来，又打量了我一遍，“快去看你姑吧。”
远处有个人弯着腰在割麦子。他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布褂子，袖子挽到手肘，脊背弓着，镰刀一挥，一捧麦子就倒下来，顺手拢成一堆。动作又快又熟，割一把，拢一把，再割一把，再拢一把，看着比机器还迅速。
我蹲下去，从口袋里摸出几块巧克力，递过去。几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先伸手。那个最小的孩子咬着手指头，眼睛盯着巧克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你是哪里的……”
“坐火车，”我说，“从兰州过来的。”
“海平那个侄子啊？”她声音颤颤的，“你长这么大了，这么高了。”
“我是路过的，”我说，“给你们吃的。”
“五婶身体还好吗？”
她看着我，眼睛眯了一下，又睁大。两只手从水盆里抽出来，湿淋淋地搭在膝盖上。她的嘴张开了，脸上的皱纹全挤在一处，眼泪先滚下来，顺着脸颊的沟壑往下淌。她张着
我朝前走了几步，踩到一块松了的砖，发出声响。
我在出站口站了一会儿。八月末的天还热得很。人已经走散了，接站的，拉客的，骑摩托的，各自忙各自的去了。车站前面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我拎着个小行李箱，站在台阶上，面对这条陌生的路，忽然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太阳升起来了，晒得后背一层薄汗。
他双手又在裤缝上使劲擦了两下，才握住我伸出的手。他的手粗，掌心和指根都是硬茧，握着我的时候没敢用力，只一下便匆匆松开。他说：“哎哟我真，我真是，一点认不出你了。”
我想了想，又问：“哪个国庆？”
我往前走了一步，站在地埂上，对他说：“国庆哥，是我。我是娃子，季娃子。”
那人直起身，把镰刀别在腰后，转过身来。他一张黑红的脸，眼角的纹路很深，眯着眼朝我这边看。他脸上的麻子已经淡了，分散在颧骨和鼻翼两侧，不细看看不出来了。他看着我，眉头皱了皱，像是想认又认不出来。
“你姑老念叨你呢。”国庆说。侧头看了看我，又说；“你姑父没了，在牢里没的，有个六七年了。”
三个小时。一路上隧道连着隧道，窗外明暗交替，一会儿黑下去，一会儿又亮起来，车厢里的人在这明灭里打盹，发呆，吃泡面。我靠着窗，看山从车窗外面掠过去，一座连着一座，有的陡峭，有的平缓，坡上种着梯田，一层一层地叠上去，麦子已经黄了，快要收割了。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坡下不远的地方，沿着那条干涸的河沟，建了一大片厂房。蓝顶白墙，整整齐齐排过去，有几根烟囱。厂房外面围了铁栅栏，门口挂着牌子，隔着远看不清字。
“你爸爸在哪儿？”我问。
] 大姑停住了搓洗的动作，抬起头来。
“回来看看，”我说，“还迷路了，现在村里变化太大了。”
“爸爸！”小孩子跑过去，扯着嗓门喊，“有个人找你！他不认识路！”
路像是新修的水泥地，平坦得很，没有颠簸。田里的麦子金灿灿的，有的地块已经割过了，只剩下一茬一茬的麦秆，在地里扎着，路边种了杨树，笔直地排过去。我认不出这是哪一段路了，从前那条土路的痕迹一点儿也不剩了。
“我知道。”我说。
“哦，那快得很了。”他说，“现在修了高铁了，到兰州一个多小时，到西安也不到三个小时。你姑我婶子知道了没有？”
“还没说，”我说，“想直接回来看看。”
“娃子……”他说。脸上仍是不可置信的神情，“真是你？你咋回来了？”
我想起来了。国庆比我大两岁还是三岁，从小脸上一颗一颗的麻子，村里人都叫他麻子国庆。他家里穷，爹死得早，他娘带着他和弟弟过日子，他念到二年级就不念了，去给人做学徒。我小时候很羡慕他，他有名字，叫安国庆。我没有，村里人都叫我娃子，季娃子，没人给我起一个正经的大名。
老太太手一顿，豆子从指缝间漏了下去，她扶着膝盖慢慢站起来，走过来仰着脸看我，一双眼睛浑浊了，却仍努力睁着。
季安…我大概知道它的来头。收回目光，看着脚下，“看着规模不小。”
“可不小。”国庆把孩子换到另一边胳膊上，“那会儿村里人不乐意，说占了耕地，闹了一阵。后来镇上来人开会，说给补偿，还给安排活干，这才安生了。现在你看，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子，门口停着车，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我点头，目送他离开。一步步挪动到门前，这些年，我曾无数次在梦中回到这里，无论遇到什么，我从来没有一刻想过去死，就是为了回到这里，回到家乡，回到亲人身边。
大姑坐在院子里搓洗衣服。她坐在一只矮凳上，面前是一个大塑料盆，盆里泡着好几件衣裳，她弓着腰，双手在搓板上一下一下地搓，水声哗啦哗啦地响。她的头发已白了大半，稀稀的在后脑勺挽了个髻。后背弯着，脊梁骨从衣服下面拱起来。这些年，分隔千里，虽有专人每月发来照片，可亲眼见到，又是另一种感受。
我下了车，站在路口。面前是一个斜坡，坡上错落着房子，红的瓦，白的墙，有的两层有的三层，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一条水泥路从坡底通上去，路边停着几辆车，面包车，小货车，还有一辆黑色的轿车。
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先是僵住，然后慢慢地松动，眼睛睁大了。他把镰刀从腰后抽出来，拄在地上，腾出手擦了把脸上的汗，又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朝我走过来。走到跟前，他停下来，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你咋回来的？”他问。
“麻子国庆！”那个大点的孩子抢着说，伸出手在脸上比划了一下，“他脸上有麻子。”
思来想去，我决定沿着大路往前走，走了一小段，看到一个公交站牌，上面写着北线，途经赵家坪，刘家湾，小临村。于是，我在站牌底下等车，约莫过了二十来分钟，来了一辆白色中巴。车身上印着饮料广告，车上没几个人，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了，窗外的景致慢慢地从镇子变成了田野。
他又盯着了一会儿，转身朝田里喊了一声：“行了行了不割了！回家！”又弯腰把散在地上的麦子拢了拢，抱到地头码好。几个孩子围着他转，最小的那个抱着他的腿往上爬，他腾出一只手把孩子捞起来，夹在胳膊底下，孩子咯吱咯吱地笑。
“什么？”我问。
“国庆家的！”最小的那个含着巧克力说，“他是我爸爸。”
“你们是谁家的？”我问。
孩子们点点头，小的一把拉住我的手，大的一蹦一跳在前面带路。他们踩在田埂上蹦蹦跳跳，我跟在后面，鞋底陷进松软的土里，深一脚浅一脚的。麦田一块连着一块，收割过的地里留着一寸来高的麦茬，踩上去扎脚。没割的地里麦穗沉甸甸地垂着头，风一吹就哗哗地响。
小临村在县城的北边，从前从县城过去要走很远。我记得小时候跟着姥姥来赶集，天不亮就出门，走一个多钟头才能到。路是土路，弯弯绕绕的，沿着一条干涸的河沟走，到了雨季沟里才有点水。现在面前这些路横平竖直的，路灯，路牌，门面房，都和别处的小县城没什么两样。
我也停下。他们穿得干净整齐，鞋子是运动鞋，有的还带着荧光条，跟我小时候光着脚满村跑的样子不一样了。
他点了点头，沉默了一截路。走到坡顶的时候，他拿下巴朝前面指了指：“你看那边。”
我跟着他，沿着田埂上了坡。大点的孩子跑在前面，手里攥着麦穗晃来晃去。国庆走在我旁边，步子刻意放慢了，该是故意等我。他怀里的孩子扭来扭去，他就颠了颠，换了个姿势。
“那可不可以带我去见他？”
最大的那个男孩子犹豫了一下，伸手接了一块，其他孩子这才跟着伸手，一人一块，拿了就往嘴里送，看来家长们还是没把安全教育做到位。最小的那个吃得慢，舔着舔着舔到了手上，满手都是巧克力印子。
国庆领我继续走，拐过一道弯，巷子两边都是二层小楼。有的贴了瓷砖，有的刷了涂料，大门是铁皮的，刷着红漆或蓝漆，门楣上贴着瓷砖对联。他停下，对着第二户努努嘴，说：“就这个，我就不进去了，你跟你姑好好说说话。回头来家里吃饭。”
甘谷站还是老样子。月台短，下了车走几步就是出站口，站房刷了新漆，白底红字，比从前规整些。出站口外面那条路拓宽了，铺了柏油，路两边立了路灯，杆子是新式不锈钢的，底下种着矮矮的冬青。从前这里是一条土路，雨雪天泥泞得走不了人，晴天的时候灰大，走一趟回来鞋面上能扑一层黄。
“厂子，叫季安，做食品加工的。”国庆说，“就你刚走没多久就建了，也是北京的老板。招老多人了，我们这些人就不种地了，都去厂里上班。男的当工人，女的做后勤，一个月下来，能挣好几千。你看我这，”说着，他低头看看自己，“早就不全种地了，请假回来收两天麦子，平时都在厂里。”
车停在一个岔路口，司机回头喊了一声：“小临村到了。”
“在地里！”孩子们争着说，“在坡下面的地里！割麦子！”
我沿着坡往上走，远远听到有人说话，声音传过来，说的是本地话，许是离家太久，即便听着熟悉，可大概意思却说不上来。走到坡顶的时候，迎面跑来几个小孩，大的七八岁，小的三四岁，跑得满头汗，脸上沾着泥印子。看见我，他们一下子停住了，站成一排，歪着头打量我。
“是，”我干笑两声，“都十九年了。”
路边有人在晾麦子，金黄的铺了一地。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的矮凳上剥豆子，看见我们，眯着眼打量了一会儿，国庆朝她喊了一声：“五婶，这是娃子！秀蝶姨家的那个！”
“好，好着呢，”她笑起来，又打量了我一遍，“快去看你姑吧。”
远处有个人弯着腰在割麦子。他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布褂子，袖子挽到手肘，脊背弓着，镰刀一挥，一捧麦子就倒下来，顺手拢成一堆。动作又快又熟，割一把，拢一把，再割一把，再拢一把，看着比机器还迅速。
我蹲下去，从口袋里摸出几块巧克力，递过去。几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先伸手。那个最小的孩子咬着手指头，眼睛盯着巧克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你是哪里的……”
“坐火车，”我说，“从兰州过来的。”
“海平那个侄子啊？”她声音颤颤的，“你长这么大了，这么高了。”
“我是路过的，”我说，“给你们吃的。”
“五婶身体还好吗？”
她看着我，眼睛眯了一下，又睁大。两只手从水盆里抽出来，湿淋淋地搭在膝盖上。她的嘴张开了，脸上的皱纹全挤在一处，眼泪先滚下来，顺着脸颊的沟壑往下淌。她张着
我朝前走了几步，踩到一块松了的砖，发出声响。
我在出站口站了一会儿。八月末的天还热得很。人已经走散了，接站的，拉客的，骑摩托的，各自忙各自的去了。车站前面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我拎着个小行李箱，站在台阶上，面对这条陌生的路，忽然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太阳升起来了，晒得后背一层薄汗。
他双手又在裤缝上使劲擦了两下，才握住我伸出的手。他的手粗，掌心和指根都是硬茧，握着我的时候没敢用力，只一下便匆匆松开。他说：“哎哟我真，我真是，一点认不出你了。”
我想了想，又问：“哪个国庆？”
我往前走了一步，站在地埂上，对他说：“国庆哥，是我。我是娃子，季娃子。”
那人直起身，把镰刀别在腰后，转过身来。他一张黑红的脸，眼角的纹路很深，眯着眼朝我这边看。他脸上的麻子已经淡了，分散在颧骨和鼻翼两侧，不细看看不出来了。他看着我，眉头皱了皱，像是想认又认不出来。
“你姑老念叨你呢。”国庆说。侧头看了看我，又说；“你姑父没了，在牢里没的，有个六七年了。”
三个小时。一路上隧道连着隧道，窗外明暗交替，一会儿黑下去，一会儿又亮起来，车厢里的人在这明灭里打盹，发呆，吃泡面。我靠着窗，看山从车窗外面掠过去，一座连着一座，有的陡峭，有的平缓，坡上种着梯田，一层一层地叠上去，麦子已经黄了，快要收割了。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坡下不远的地方，沿着那条干涸的河沟，建了一大片厂房。蓝顶白墙，整整齐齐排过去，有几根烟囱。厂房外面围了铁栅栏，门口挂着牌子，隔着远看不清字。
“你爸爸在哪儿？”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