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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被现在一批文人描绘得精彩绝伦的上海“石库门”房子,也是一种低劣生态,我长期生活其间,深有体会。狭小而阴暗的房间和楼梯,处处都可以互窥和偷听;没有卫生间,天天早上是一片“倒马桶”的呼声,整个城区臭气熏天;没有煤气,家家户户都在生煤球炉,因此臭气又裹卷在呛鼻的煤烟中,使人张不开眼……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意思:一、古迹必须保护,但也不能把古迹的范围无限扩大,对于保护的项目、内容、数量、范围、方式都需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论证;二、对于仿古建筑,不能加上“假古董”恶名一概反对,这是现代建筑学家撷取传统风格进行再创造的美学权利,但要力求提高等级,体现整体气韵。

    我们原来的生态实在太落后、太简陋了,可以用“脏、乱、差”三字来概括。因此,“现代化进程”是必须的,大拆大建是免不了的。忍一忍吧,过几年就安静了。

    在这个问题上,不少文化人给大家制造了一个误会。他们总是宣称,我们是从和睦的古典社会一步跨入喧闹的现代社会的,因此诱使大家进入了一个“是古典,还是现代”的伪命题之中。

    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似乎都在盘点三十年来的得失,对于这三十年来文化方面的发展变化,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我认为,即使不是艺术家,不是名人,也可以有多种奇特的生活方式。这不可耻,可耻的是偷窥他们,又容不下他们的人。大而言之,一个把平庸的一致当做生态标准的民族,是可怕的。

    战乱,永远是文明的最大摧残者。人类十分之九以上的文明,都毁于战乱。如果说有正面成果,那就像地震灾难会带来抗震救灾的大爱精神,但我们不能为了培植这种大爱精神而期待地震。

    这种倾向使我非常担忧,因为——

    周正龙虎照终于被裁定为是假冒伪劣产品,而围绕这个事件,上上下下一起圆谎。对这件事情,您怎么看?

    第四,大量纸质传媒中的文化版面在精神品质上严重滑坡,在很大程度上已沦为冒充民意、伪装正义来攻击文化创造者的阵地,由于这些传媒的官方背景,致使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文化磨损机制已远远超过文化创造机制;

    战乱确实有可能激发英勇气概,但更多的却是非人道的残忍。而要消除这种残忍在人们心灵里留下的毒素,往往要花费远比战乱更长的时间。墨子说,一心只想发动战争的只能是统治集团,他们会用千言万语论述战争的必要性,而对普通民众而言,则没有任何理由接受战争。因此,他提出,为了普天下的“兼爱”,必须坚持“非攻”。

    我们国家很多城市都已经进入到一种高速发展的时期了,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大量的古迹被以很快的速度消灭掉了,另外一方面,一些投资巨大的、规模堂皇的仿古建筑又被建设起来了。您对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城市发展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余秋雨:

    上海的学者们,既然你们做对了,为什么还要倒退回去呢?

    余秋雨:

    现在的城市越来越像工地,不断在拆,不断地建,我们似乎难以找到安身之所,更别提心中的安稳了。请问余老师,您怎么看目前包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拆大建?

    余秋雨:

    余秋雨:

    前段时间曾经有

    至于你所说的李白喜欢喝酒,海明威站着写作等,根本说不上奇特,而是很正常。艺术家太正常是让人遗憾的,但我相信他们一定还有不少隐潜的怪异,没让大家知道。

    这三十年,在经济上发展很好,在文化上问题很大。八十年代还不错,九十年代之后问题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不少杰出的艺术创造者确实有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有时甚至表现为神经质。这不仅应该被宽容,而且应该被欣赏,就像欣赏窗外一棵长相奇特的树,奇特到不像正常的树;或者欣赏天边一朵怪异的云,怪异到让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群体生态造成了在生活习惯上互相窥视、互相衡量、互相偷笑的恶癖,只容得下平庸人物的寻常生态,给很多杰出人物带来了大大小小的不幸,还说人家是“怪癖”。

    第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甚嚣尘上,并越来越走向极端,严重抑制了已经急不可待的文化创新;

盘棋,黑白倒置了,棋还是这盘棋。

    古今中外有很多的名家、名士进行创作时都带有某些怪癖,比如说李白,每当他写诗之前都要喝酒,海明威创作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写字台前面,古龙在写作之前必须把手洗得很干净,干净得甚至都脱皮等。这些怪癖包括我们讲过的魏晋名士们也有很多奇怪的行为方式,您觉得在中国现在这个环境下还能容得下这些有怪癖的才子吗?

    余秋雨:

    第五,文化立法严重滞后,对于打击文化领域的盗版、诽谤、诬陷依然乏力,结果,二十年来文化名家出现的比例小而又小,即使出现了也处于随时可能被扑灭的状态。

    第一,大爱的奉献,是不能用数字来计算和比较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大爱就会陷于尴尬,并大打折扣。这种行为,极有可能成为不捐助者对于捐助者的审判,结果从根本上败坏崇高的捐款活动;

    第二,文化体制改革速度缓慢,完全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在主流文化领导部门和作协、文联等机构,基本上看不出体制改革的任何大动作,只有近两年才在出版体制改革方面有所动静;

    以为战乱能推进文化精神,是一种致命的误会。这种误会,大多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各种影视作品种下的恶果。

    对这个现实,我非常悲观,并坚信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曙光。

    余秋雨:

    前一段发生过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在某个城市街边的银行旁,一个歹徒突然冲到人群里对一个女孩捅了一刀,抢了她的包就跑了。那个女孩倒在地上一直在流血,但是在这个人来人往的街头,却没有一个人理会那个女孩,直到最后那个女孩流血过多致死。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伤心的事情,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第二,捐款途径多种多样,仅从网上查询,很容易搞错。我在灾区看到不少开着大卡车前来捐献的企业家,他们的捐助数量就很难查得出来。我本人捐了五十万元人民币为灾区小学建三个学生图书馆,由于我必须亲自挑选书籍和设备,就把款项交给一个工作小组来执行,这也无法在红十字会的账目上查到。

    第一,“假、大、空”的排场文化盛行,并互相攀比,对民众和领导产生普通误导,以为这就是文化繁荣;

    余秋雨:

    这件事,是一个城市的耻辱,也是一个时代的耻辱。很多路人也许会解释,他们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和人物关系,不便介入。但是,鲜血就是命令,生命就是命令。孟子说,看到一个小孩要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会近乎本能地把他拉住,而不会问那是谁家的孩子。孟子认为,拉不拉小孩,是人和禽兽的区别。

    城市建设是专业化要求很高的事情,已经建立了很多国际公认的技术标准和审美标准。对此,城市领导者不应该越过专业意见而武断决定,也不要对于传媒间那些非专业人士的议论过于在意。很多民众和那些喜欢发表意见的文人对于当代建筑的走向非常陌生,多数意见偏向于街坊戏谑式的保守、坐井观天式的幼稚,他们应该获得高层次的专业引领。

    我们应该从“宫廷政治史观”转向“全民生态史观”。人类文明的实质性推进,中国文化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的具体成果,才是真正需要研究和教学的课题。相反,一次次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农民起义,对文明和文化来说,确实未必重要。

    余秋雨:

    在我看来,中国人在公共空间发生的灾难,至少有一半是因为旁观者的冷漠才造成的。这个毛病不改,总有一天大家会在更大的灾难中束手无策。

    中国民众有权利过得好一点,千万不要为了写文章而伪造和美化过往的生态。我们的前辈一直没有找到像样的安身之所,不要把我们的幼稚强加给他们。

    为假冒伪劣圆谎,大家都只在乎好听而不在乎真实,这是我国近二十几年来最严重的文化痼疾。我曾惊讶:为什么有关我的全部谣言都能在媒体上一一得逞,而大家都对真实不感兴趣?时间一长终于明白,假冒伪劣已经成了上上下下的一种心理惰性,这便是让我们痛心疾首的一种“文化”。

    总之,我不希望把全民参与的一个伟大的救助活动搞脏。我们社会上总有一些人习惯于鸡蛋里边挑骨头,把好事折腾成坏事,大家要警惕。

    汶川地震发生后,很多社会名流、影视明星都纷纷捐款,随后网友们在网上将没有捐款或捐款较少的名人、明星列入一个个黑名单,进行抨击。您对这一现象如何评价?

    在这种文化的弥漫下,我们没有对真伪界线的敏感,没有对虚假扮演的警惕,一旦发现疑点也缺少实证机制和驳伪机制,我们甚至找不到脱伪返真的基本程序。我认为,假虎照事件的被揭穿,是一个偶然事件,中国文化战胜假冒伪劣的功能至今尚未获得。

    其实,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大家,“古典”早已过去,至少在我曾祖父的时代就过去了。而且那时的“古典”也不精彩。后来,兵荒马乱、连年灾害、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多数中国人陷于最低劣的生态之中,现在的“大拆大建”,是针对这种生态而来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安逸的年代,属于政治、经济、科技的盛世。我所担忧的是,我们许多文化精神却在流逝、在消退,我们是否需要再有一个战乱的时代,才能迎来再一次的文化繁荣?

    我们未必喜欢假,却已经习惯于假。终于,习惯也成了喜欢。“假作真时真亦假”,那么,就让真实去承担“虚假”的恶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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