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闪问秋雨
余秋雨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洛熙文学网),接着再看更方便。
[ 【作者余秋雨提示:如果章节内容错乱的话,关掉阅读模式,关闭广告拦截即可正常】
] 秋雨老师曾提到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包括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历史,包括上个世纪早期的时候,像傅斯年、顾颉刚他们“古史辨”就提出对古史有一个重新的考量,那么我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认为历史可以构成我们生活的根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史而不是疑史?
余秋雨:
余秋雨:
我们一直在谈论历史,有一句话叫做“盛世修史”,那现在中国涌动的对历史的近乎狂热式的推崇,是不是表明了我们现代涌动的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潮,或者是我们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一点点浮躁的某些现状呢?
余秋雨:
当然不丢脸。如果他们真行,也许能把相关的食品业整合起来。真正丢脸的,是那种拿了名校学历却无所作为,又想让别人尊敬的人。
很正常。如果科学家也变得像影视、体育明星那样受媒体关注,世界就犯病了。请注意,受媒体关注是一种牺牲。只有章子怡、刘翔他们的牺牲,才有科学家们的安静。
历史很难信任,因为历来的高层史官把它宫廷化了,底层艺人把它故事化了,大多民众把它情绪化了。出此三“化”,能有几人?
攻击名人的道德缺失,是一些真正道德缺失的人借着名人在完成一种自我精神补偿。他们见财、见色、见权都会产生一种犯罪冲动,但社会上树立的却是一系列道德模范,他们无处宣泄这种犯罪冲动,只能通过对名人的幻想或诬陷来勉强寄托。因此,中国的名人必须为这些人承担这样的心理投射义务。
前段时间上海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淡化了战争史,尤其是革命战争史,而代之以重视物质文化历史的记述,而且描述方式也有一定的变动,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待的?如果让您编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或者说您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历史教科书,会是怎样的?
北京奥运期间实行机动车单双号行驶,广受老百姓的好评,甚至大多数人认为应该一直沿用下去,为此韩寒在博客中创作了一篇小说,大胆设想单双号限行数年后各种因果关系下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您认为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民主和多数人的暴政之间求得平衡点?
是选择理性的民主,还是多数人的暴政?这两者之间无法取得平衡,只可取前者,否定后者。如果试图平衡,结果必然失去民主。
韩寒与陈丹青在做客某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评判,认为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一些大师比如冰心、茅盾等人根本不是什么大师,而是在时代背景下被过誉。为此遭到网友的暴怒型攻击,认为韩寒侮辱大师,不尊重文学。其后韩寒也写了多篇博文论述此事,言“你的大师不是我的大师”。您对此怎么看?
我们发现,在网上炮击名人的现象好像越来越多,比如章子怡不爱国,刘德华没有爱心,但是我们感觉这些名人,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并不至于遭到这么强烈的谴责,您觉得这种现象正常吗?
“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太政治化,又太夸张,应该容忍后人作一点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判断也不必成为“定论”而获得“公认”,因为“定论”和“公认”之类的概念在多元文化的时代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1919年的时候,麦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号召当时德国的青年以政治为业。联系我自己在**部门实习的经历,曾经有一个领导跟我说,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但是我现在看周围的同学很多都是热衷于进投资银行,进咨询公司,喜欢投身于政治、从基层做起的北大、清华的同学还是非常少,我就非常疑惑,政治还是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
韩寒的小说没看,但“多数人的暴政”是一个深刻的政治概念。“多数人”极易盲从,“多数人”无法实证,“多数人”难以反驳,但“多数人”又常常被看做“民主”。这是我在“**”灾难中反复看到的事实,几乎颠覆了我以前接受的所有政治常识。一切反对民主却又要伪装民主的人,都会利用暴民,害怕暴民。我敢断言,人类灭亡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外,一定是暴民受到了挑唆而广泛失控。
阐释,是现代良知与古代情况的对话,也是现代对古代的一种选择。这个工程,不亚于一项重大的学术研究。中国近代一直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的阐释者群体,有一些学力深厚的学者开始做了,如王国维、陈寅恪,但他们没有把阐释之桥通向普通民众,因此还只是学术性阐释而不是社会性阐释。
这些年我多次去美国讲课,凡是在纽约开讲,高龄的夏志清教授都会来听。在几次聚餐时,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说,我不喜欢他老人家推荐过的钱钟书的小说,智慧过剩;我也不太喜欢张爱玲小说中那股太故意的阴沉气息。我们两人总是说得高声大笑。
很多年前招收博士生,有一位考生明确表示对莎士比亚的不满,我非常欣喜,予以录取,尽管我还是喜欢莎士比亚的。但我也很清楚,梅特林克、易卜生他们正是因为反对莎士比亚剧中那种毒药、暗杀、决斗,而是主张表现“平常人的平常事”,才走出了欧洲文学的新局面。
我不认为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从来不是,尽管有时看起来像是。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集权统治,沉淀成两种心理:本能地觊觎官场,又本能地仇视官场。这两种心理看似对立其实出于同根,都不利于人文理性的建立。麦克斯·韦伯是一个社会学家,又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欧洲,说那样的话很可以理解的。他身后的德国历史证明,那种主张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我们在给孩子们介绍中国文明的那些历史和经典著作的时候,是应该把它们改写成非常浅显、非常明白的小故事讲给他们呢,还是保持它原来的形态,让孩子们去背诵《三字经》《论语》呢?这似乎需要进行取舍,秋雨老师怎么看?
记得有一次王元化先生对我说,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里边的人都很好,但笔下却缺少才气,比较平庸,他问我有没有同感。我很有同感,但其中牵涉到的作家就多了,除了茅盾,还有郑振铎、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等。这不是对前辈不恭,而是维护自己进行文化判断的权利。
有良知的智者,应该在人们忘记历史时独自走向废墟,或者,在人人大谈历史时悄悄离开,去思考民族的痼疾。
余秋雨:
余秋雨:
真正的盛世不太“修史”。狂热地寻找历史话语,多半是为了获得精神安慰。而且,这种精神安慰是幻想式的,片面裁取的,迎合无知心理的,哗众取宠式的。因此,这样的“历史热”,如同民间节庆祭祖的炮竹烟火,转眼即逝。
如果要想控制这种现象,只能企盼法律。哪一天,中国的法制建设能让诬陷罪、诽谤罪、侮辱罪真正获得审判,情况就会有所改观。
相关资料,看看可以,主要是寻找自己心中的历史。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经验,能让我们信任一种独特而又可靠的逻辑。由此我可以借用我的同乡王阳明先生的语言结构来表述一种主张:心外无史。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开设过一门现代文学史课,打破通行的格局,只凭我自己的艺术感觉选择作家,结果认为较好的作家只有鲁迅、沈从文、曹禺三人。八十年代鼓励对一切问题进行重新思索,因此我的这种大胆之举也没有受到非议,北大的王瑶教授看了我的讲稿后还写来热情的长信大加称赞呢。
余秋雨:
余秋雨:
前段时间有一个清华学生,因为工作不太顺利就去卖炒粉,也有北大同学去卖肉也被炒得沸沸扬扬。您觉得他们在当前激烈的竞争条件下,自己去选择这样的职业真的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吗?
至于那些历史学家的“古史辨”,戳穿了很多历史的虚假性,这是有价值的,但他们自己也掉到真实性的泥坑中去了。那些史料考证,可以洗刷一些明显的虚假,但这些史料考证就是可靠的吗?
国内外的媒体更加关注于章子怡、刘翔这些文体明星,而忽略了其他的社会精英分子,比如说科学家。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余秋雨:
说了这么多,我是想借此鼓励你们,不要成为被教科书控制一辈子而放弃了自身文化感觉的人。更不要因为别人表达了与教科书不一样的想法,就“暴怒”。你们千万不要成为思维僵滞、情绪激烈的族群。
余秋雨:
无端地攻击他人,永远是一种罪恶。古人说:“天下固有百恶,恶中之恶,为毁人也。”以为攻击名人可以脱罪,其实是一种暴民心理。“**”早就由红卫兵、造反派试练过了,他们当时残害的对象,叫做“三名三高”,简单说来,就是名人。
不值得提倡。
在我看来,不仅历史教科书要调整,总体历史观念也要调整。我们流行的历史观念,来自于朝廷史官,因此可称之为“宫廷政治史观”。后来产生的革命战争史,也是从这种“宫廷政治史观”派生出来的,只是方向不一样罢了。就像下一
人生最大的陷阱,是自欺欺人。要想走出这个陷阱,需要支付巨大的勇敢,因为社会早已习惯于接受自欺欺人。有一些自欺欺人,还包含着父母的心血、老师的设计,因此一步走错便伤筋动骨。今天中国的所谓名校,有可能躲藏着最多自欺欺人的成分。
两种途径都要。最难的是对经典作出精彩的“现代阐释”,这不仅仅是对孩子的问题。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主义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现代阐释”大师,使维纳斯、拉奥孔等古代艺术作品,以及古希腊的哲学著作获得普及的现代生命。其实,后来他们对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毕加索的阐释也很成功。
上海对历史教科书的这种调整,方向是正确的,可惜最终又屈服于历史界和教育界的压力,缩回去了。这又一次说明,上海人不乏明智,但缺乏勇气。
余秋雨:
] 秋雨老师曾提到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包括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历史,包括上个世纪早期的时候,像傅斯年、顾颉刚他们“古史辨”就提出对古史有一个重新的考量,那么我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认为历史可以构成我们生活的根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史而不是疑史?
余秋雨:
余秋雨:
我们一直在谈论历史,有一句话叫做“盛世修史”,那现在中国涌动的对历史的近乎狂热式的推崇,是不是表明了我们现代涌动的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潮,或者是我们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一点点浮躁的某些现状呢?
余秋雨:
当然不丢脸。如果他们真行,也许能把相关的食品业整合起来。真正丢脸的,是那种拿了名校学历却无所作为,又想让别人尊敬的人。
很正常。如果科学家也变得像影视、体育明星那样受媒体关注,世界就犯病了。请注意,受媒体关注是一种牺牲。只有章子怡、刘翔他们的牺牲,才有科学家们的安静。
历史很难信任,因为历来的高层史官把它宫廷化了,底层艺人把它故事化了,大多民众把它情绪化了。出此三“化”,能有几人?
攻击名人的道德缺失,是一些真正道德缺失的人借着名人在完成一种自我精神补偿。他们见财、见色、见权都会产生一种犯罪冲动,但社会上树立的却是一系列道德模范,他们无处宣泄这种犯罪冲动,只能通过对名人的幻想或诬陷来勉强寄托。因此,中国的名人必须为这些人承担这样的心理投射义务。
前段时间上海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淡化了战争史,尤其是革命战争史,而代之以重视物质文化历史的记述,而且描述方式也有一定的变动,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待的?如果让您编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或者说您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历史教科书,会是怎样的?
北京奥运期间实行机动车单双号行驶,广受老百姓的好评,甚至大多数人认为应该一直沿用下去,为此韩寒在博客中创作了一篇小说,大胆设想单双号限行数年后各种因果关系下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您认为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民主和多数人的暴政之间求得平衡点?
是选择理性的民主,还是多数人的暴政?这两者之间无法取得平衡,只可取前者,否定后者。如果试图平衡,结果必然失去民主。
韩寒与陈丹青在做客某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评判,认为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一些大师比如冰心、茅盾等人根本不是什么大师,而是在时代背景下被过誉。为此遭到网友的暴怒型攻击,认为韩寒侮辱大师,不尊重文学。其后韩寒也写了多篇博文论述此事,言“你的大师不是我的大师”。您对此怎么看?
我们发现,在网上炮击名人的现象好像越来越多,比如章子怡不爱国,刘德华没有爱心,但是我们感觉这些名人,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并不至于遭到这么强烈的谴责,您觉得这种现象正常吗?
“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太政治化,又太夸张,应该容忍后人作一点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判断也不必成为“定论”而获得“公认”,因为“定论”和“公认”之类的概念在多元文化的时代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1919年的时候,麦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号召当时德国的青年以政治为业。联系我自己在**部门实习的经历,曾经有一个领导跟我说,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但是我现在看周围的同学很多都是热衷于进投资银行,进咨询公司,喜欢投身于政治、从基层做起的北大、清华的同学还是非常少,我就非常疑惑,政治还是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
韩寒的小说没看,但“多数人的暴政”是一个深刻的政治概念。“多数人”极易盲从,“多数人”无法实证,“多数人”难以反驳,但“多数人”又常常被看做“民主”。这是我在“**”灾难中反复看到的事实,几乎颠覆了我以前接受的所有政治常识。一切反对民主却又要伪装民主的人,都会利用暴民,害怕暴民。我敢断言,人类灭亡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外,一定是暴民受到了挑唆而广泛失控。
阐释,是现代良知与古代情况的对话,也是现代对古代的一种选择。这个工程,不亚于一项重大的学术研究。中国近代一直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的阐释者群体,有一些学力深厚的学者开始做了,如王国维、陈寅恪,但他们没有把阐释之桥通向普通民众,因此还只是学术性阐释而不是社会性阐释。
这些年我多次去美国讲课,凡是在纽约开讲,高龄的夏志清教授都会来听。在几次聚餐时,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说,我不喜欢他老人家推荐过的钱钟书的小说,智慧过剩;我也不太喜欢张爱玲小说中那股太故意的阴沉气息。我们两人总是说得高声大笑。
很多年前招收博士生,有一位考生明确表示对莎士比亚的不满,我非常欣喜,予以录取,尽管我还是喜欢莎士比亚的。但我也很清楚,梅特林克、易卜生他们正是因为反对莎士比亚剧中那种毒药、暗杀、决斗,而是主张表现“平常人的平常事”,才走出了欧洲文学的新局面。
我不认为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从来不是,尽管有时看起来像是。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集权统治,沉淀成两种心理:本能地觊觎官场,又本能地仇视官场。这两种心理看似对立其实出于同根,都不利于人文理性的建立。麦克斯·韦伯是一个社会学家,又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欧洲,说那样的话很可以理解的。他身后的德国历史证明,那种主张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我们在给孩子们介绍中国文明的那些历史和经典著作的时候,是应该把它们改写成非常浅显、非常明白的小故事讲给他们呢,还是保持它原来的形态,让孩子们去背诵《三字经》《论语》呢?这似乎需要进行取舍,秋雨老师怎么看?
记得有一次王元化先生对我说,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里边的人都很好,但笔下却缺少才气,比较平庸,他问我有没有同感。我很有同感,但其中牵涉到的作家就多了,除了茅盾,还有郑振铎、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等。这不是对前辈不恭,而是维护自己进行文化判断的权利。
有良知的智者,应该在人们忘记历史时独自走向废墟,或者,在人人大谈历史时悄悄离开,去思考民族的痼疾。
余秋雨:
余秋雨:
真正的盛世不太“修史”。狂热地寻找历史话语,多半是为了获得精神安慰。而且,这种精神安慰是幻想式的,片面裁取的,迎合无知心理的,哗众取宠式的。因此,这样的“历史热”,如同民间节庆祭祖的炮竹烟火,转眼即逝。
如果要想控制这种现象,只能企盼法律。哪一天,中国的法制建设能让诬陷罪、诽谤罪、侮辱罪真正获得审判,情况就会有所改观。
相关资料,看看可以,主要是寻找自己心中的历史。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经验,能让我们信任一种独特而又可靠的逻辑。由此我可以借用我的同乡王阳明先生的语言结构来表述一种主张:心外无史。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开设过一门现代文学史课,打破通行的格局,只凭我自己的艺术感觉选择作家,结果认为较好的作家只有鲁迅、沈从文、曹禺三人。八十年代鼓励对一切问题进行重新思索,因此我的这种大胆之举也没有受到非议,北大的王瑶教授看了我的讲稿后还写来热情的长信大加称赞呢。
余秋雨:
余秋雨:
前段时间有一个清华学生,因为工作不太顺利就去卖炒粉,也有北大同学去卖肉也被炒得沸沸扬扬。您觉得他们在当前激烈的竞争条件下,自己去选择这样的职业真的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吗?
至于那些历史学家的“古史辨”,戳穿了很多历史的虚假性,这是有价值的,但他们自己也掉到真实性的泥坑中去了。那些史料考证,可以洗刷一些明显的虚假,但这些史料考证就是可靠的吗?
国内外的媒体更加关注于章子怡、刘翔这些文体明星,而忽略了其他的社会精英分子,比如说科学家。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余秋雨:
说了这么多,我是想借此鼓励你们,不要成为被教科书控制一辈子而放弃了自身文化感觉的人。更不要因为别人表达了与教科书不一样的想法,就“暴怒”。你们千万不要成为思维僵滞、情绪激烈的族群。
余秋雨:
无端地攻击他人,永远是一种罪恶。古人说:“天下固有百恶,恶中之恶,为毁人也。”以为攻击名人可以脱罪,其实是一种暴民心理。“**”早就由红卫兵、造反派试练过了,他们当时残害的对象,叫做“三名三高”,简单说来,就是名人。
不值得提倡。
在我看来,不仅历史教科书要调整,总体历史观念也要调整。我们流行的历史观念,来自于朝廷史官,因此可称之为“宫廷政治史观”。后来产生的革命战争史,也是从这种“宫廷政治史观”派生出来的,只是方向不一样罢了。就像下一
人生最大的陷阱,是自欺欺人。要想走出这个陷阱,需要支付巨大的勇敢,因为社会早已习惯于接受自欺欺人。有一些自欺欺人,还包含着父母的心血、老师的设计,因此一步走错便伤筋动骨。今天中国的所谓名校,有可能躲藏着最多自欺欺人的成分。
两种途径都要。最难的是对经典作出精彩的“现代阐释”,这不仅仅是对孩子的问题。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主义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现代阐释”大师,使维纳斯、拉奥孔等古代艺术作品,以及古希腊的哲学著作获得普及的现代生命。其实,后来他们对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毕加索的阐释也很成功。
上海对历史教科书的这种调整,方向是正确的,可惜最终又屈服于历史界和教育界的压力,缩回去了。这又一次说明,上海人不乏明智,但缺乏勇气。
余秋雨:
历史小说相关阅读More+
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所有内容均来自互联网,只为原作者余秋雨的小说进行宣传。欢迎各位书友支持秦毅并收藏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