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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

    秋雨老师,我们发现现在许多电视剧,都是老片重拍,比如说《西游记》和《红楼梦》,都在计划重拍,您觉得反复地重拍是不是表示我们现在创作者的原创力枯竭呢?

    艺术虚构是一种伟大的权利。如果把这种权利全部转让给学术,一个民族就太可悲了。

    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您有什么话要说?对于当下中国众多文化人的八十年代情结您又是怎么看的?

    我估计,老片新拍,一是为了便于吸引投资,二是为了便于审查通过。但是,既然身处一个主张创新的时代,老片新拍

    当天文学还没有发现很多行星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存在了。未被天文学关照的行星,并不是一种非科学的存在。

    余秋雨:

    我甚至认为,在大学里,教授们大肆抄袭他人论文,某些学科的教育质量已经长期跌到高校的底线,或有些专业的毕业生一直找不到工作等,也都应该视为重大事故而被问责下岗。

    纯净的童年对人的一生来说都是无价之宝。拔苗助长是一种最残酷的伤害。每次看到五六岁的孩子在电视里模仿成人情感的节目,我都想伸手拨电话向公安局报案,因为有人在明目张胆地破坏《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

    感谢王元化先生。

    余秋雨:

    余秋雨:

    余秋雨:

    社会上一直有人提出要抵制洋节来振兴或者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看的?

    把历史交还给历史,让虚构来主宰艺术。

    不希望小孩反常早熟,也不希望有太多的小孩进入选秀节目。成人没有理由如此侵扰幼者,喧闹的社会没有权利过早地玷污纯净的童年。

    除了极少数例外,我不喜欢老片重拍。在观众的审美心理学上,老片有一种“先期号召力”,但是,观众在观看时的对比和厌倦,必然超过这种先期号召力。更尖锐的问题是:那些老片产生在思想尚未解放的时代,在精神上很难引起当代观众共鸣。如果要共鸣,那就要对老片进行大规模的改编。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拍个新片?

    应该。中国的官本位主义太强大了,应该让更多的人目睹做官的巨大风险。我只希望,在文化、宣传部门也要有“重大事故”的论定。例如,很多传媒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一起造假,这里传媒的负责人和上级领导应该被问责下岗;又如,花费巨大的**资金打造了一台宣扬“政绩”的演出,而最后没有一个观众自愿买票进入剧场,这也应该看成是“重大事故”:再如,一座城市的文化渣滓通过官方渠道严重伤害了一个文化创造者,相关官员冷眼旁观不闻不问,这样的官员也必须受到责任处罚……

    成年人似乎面临着来自小孩子的挑战,电视上小学生可以挑战成年人,也有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在使用愈加频繁的电脑影响下提笔忘字,念不对语音,说不好成语,写不对笔顺。更多的成年人在历史年号、典故知识的记忆上也比不上自己的孩子。您认为,成年人应如何面对基础文化知识的重新修补?

    秋雨老师怎么看现代公务员热?

    余秋雨:

    文明和文化,表面上是由一些语句传承的,其实语句就像物品,要靠着载体才能向后代运动。这种载体,就是人格。荣格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人格是一种生命现象,凡是生命现象,就有基因,有遗传。因此,中华文化,是靠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传承下来的。这个问题在学术上很复杂,以后我会专门论述一次。但我说到这里,已经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承载文化的集体人格,必然会有代表,那就是你所说的文化偶像。

    世界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族群,是由中医佑护下来的,佑护的时间比科学的时间长得多。科学不会这么狭隘,把自己一时解释不了的“存在状态”判定为伪科学。

    余秋雨:

    现在社会上总是有关于中医的激烈讨论,反对的一派认为中医就是伪科学,另外一派则认为中医不能取缔。m.bofanwenxuan.com这种对中医的讨论您有什么看法?

    好像文化领域一直有三四个人在不断地攻击您,每次都是抛出一个危言耸听的新闻,然后全国报纸转载,而您总是不予反驳。后来风潮过去,那些报纸也没有态度,只等待着下一个危言耸听。对此,您能说几句吗?

    余秋雨:

    余秋雨:

    成年人的记忆力当然没有小孩子好,忘记一些文化积累是正常的,不必懊恼,也不必羞愧。成年人胜过小孩子的最大优势,就是人生体验,其中包括对古往今来多种文学作品的体验。这比语音、成语之类重要得多,我们正是在这些地方,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孩子们的老师。

    你的问题让我产生一种担忧。这些年来,文化界有些人似乎越来越热衷于一些技术性的文化细节,而完全不在乎对大道、文脉、时运、诗魂、意境、心灵、感觉的体验了,这真是文化的一种可怕堕落。记住,文化之神永远大于文化之形,文化之道永远大于文化之术。对此,万万不可颠倒。

    余秋雨:

    余秋雨:

    秋雨老师,您如何看秦始皇陵墓的挖掘?您认为应该继续进行呢,还是让它安安静静地埋藏在地下,我们永远不要去打扰它?

    一共五个人,后来退出一个,剩下四个。以前都是我的狂热崇拜者,但崇拜过了头,一个盗印我的书,一个抄袭我的书,都受到我的斥责,他们就转身成了攻击我的人。由于我国法律在实际执行中不把诽谤罪、诬陷罪、侮辱罪列入刑事案件,更由于我国的媒体热爱名人的负面新闻而不必承担任何罪责,他们这四个人十几年来如入无人之境。

    元旦也不过了?劳动节、妇女节、儿童节都不过了?随之而来,我知道,西装不能穿了,电影、电视都不能看了,电话、手机也不能用了,因为按照逻辑只能这样。我想提醒一句:过节是人们自己的选择,一个人“抵制”是自由,要别人一起“抵制”是强制,要很多人一起“抵制”是专制。我们怎么可以为了民族主义而走向专制主义?

    有越来越多的节目将目标放在小孩子身上,很多选秀节目将小孩子变得很成人化,很“不小孩”,而家长的纵容与制作人的刻意引导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小孩早熟”的现象,您怎么看?

    他们这么几个人,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响应?理由只有一条:沉积在中国文人心底的整人之恶,在**中爆发过一次,后来被压抑了,终于在我身上找到了一个倾泄的口道。为此,我深感荣幸。

    他们最想与我“辩论”,我当然不给他们机会。我以无言的方式,把他们锁定在他们的等级里。对此,王元化先生给我写来一封短信,说:“十几年来,他们除了骂你,没写过其他任何像样的文字,而你,除了没有回骂,却写下了一切。这就够了。”

    余秋雨:

    余秋雨:

    包括王朔在内的一批人声称,众多红学家对《红楼梦》的解读实在是无聊之举,您认为呢?

    历史剧往往有两个倾向能吸引观众注意力,第一个方面就是从某种戏说,从闹着好玩的角度来吸引观众;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贴近历史,讲的主要是权谋以及成功之道。您是怎么看待这两个倾向的?

    在中华文明的传承过程中,有必要树立文化偶像吗?树立多少?什么度是合适的?

    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脆弱目光而脆弱起来。一个强大的族群的早期图腾总是凶猛的。不少国家以狼、熊、狮、鹫作为民族象征,丝毫没有要改的意思。中国商代青铜器上饕餮图纹比龙更为狞厉,但我们为此而自豪。为了不让外国人刺眼,把老祖宗的徽号都要改?老祖宗正是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后代,才早早地把图腾强化。

    莎士比亚前期写了不少更贴近历史的历史剧,但时至今日,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剧团会去演这些戏?带着厚厚的说明书弄清了历史背景再进剧场,这还算是看戏吗?

    这与谋生的安全性有关,很正常。但就我个人而言,却主张择业的个性,哪怕是冒险。所谓自由,最后要看个人的支配时间的多寡。把安全与自由相比,在择业上,我偏向后者。

    最近几年很多官员因为重大事故被问责下岗,对这件事情您有什么看法?

    暂时不要挖掘,因为我总觉得条件还不具备,而人类也不能把什么事都在自己一代都做完。留下一些猜测,留下一些对自己的怀疑,留下一些对古人的敬畏,留下一些对后代的期望,这才让历史神秘贯通。但是,我也不主张“永远不去打扰”,因为这样就会对后代做出强制命令,而后代的一切我们都无法预计。

    下岗就是下岗,不要变成“同级别调动”,使“问责”变成了官场巡游。这样的官员,我看到的太多了。

    八十年代由于小人的集体冬眠,在文化上进入了一个大思考、大决裂、大创建时期,一片意气风发。直到今天,我们还会穿过身边密密麻麻的小人阵仗而梦回那个年代,一次次热泪盈眶。

    我也有同感,因为那毕竟是小说,而不少红学家却把它当做真实历史在研究,在意会,在考证。

    龙的形象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比较邪恶的形象,国内有学者主张,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文化误读,龙不应该继续作为中国文化的图腾,应该换一个图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两个倾向古已有之,但艺术不是历史教科书,它的本质更接近于游戏,因此我更寄情于“戏说”,尽管现在“戏说”的等级还有待于提高。

    文化偶像是在时间过程和空间选择中自然产生的,因此不必刻意“树立”。既然这样,也就不存在数量和度量的问题了。

    那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年代。由于“**”灾难刚刚结束,大家记忆犹新,因此是非清楚,大道彰然,即使争论也明明白白。不像后来,记忆渐淡,那些小人又重新活跃起来咬人、毁人。

    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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