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闪问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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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我对家长们的劝慰立即遭到这几个人的围攻,很多网民不知事情真相,也以为我在反对家长请愿,跟着他们一起声讨我。但我心里非常清楚,我做得一点儿也没有错。我本来不太关心政治,经过这件事情终于明白,那些以文人面目出现的政客实在太邪恶了。他们居然诅咒十三亿中国人遭受天谴,试图抹杀一切抗震救灾的壮举,刻意挑唆受难儿童的家长成为他们的政治工具,都不顾这些家长的死活;不仅如此,他们又在海内外报纸上大规模就此事造谣,后来又伪造了我“假捐款”事件……至此我豁然醒悟,我与他们,不是什么理念分歧,而是本性上的敌对。这种敌对关系,从“**”时我爸爸被关押,我叔叔被杀害时就建立了。我在今天能重新发现他们,使自己的人生意义更完全。因此,我会继续与他们周旋下去,绝不放过。我很可能失败,因为很少有人支持我,包括官方,包括全国传媒,但我不怕。天地间总有正义。
余秋雨:
您在5·12地震之后写作《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初衷是什么,您又如何面对误读与质疑?
这种严重分歧,我从一开始就已经用多篇文章与他们反复辩论。后来,看到有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在请愿要求惩罚建筑承包商和相关官员,我的辩论对手们兴奋异常的时候,我就对那些家长作出了劝告。我知道那些辩论对手一定会在网站趁机闹事,诬陷我“反对请愿”,但我出于良知,不能不发言。我发表的真实意见是:
中国人不仅有一种彩民心态,还有一种评奖的心态,特别关注评奖,尤其关注诺贝尔奖,屡次有学者指出这个奖更多地关注了实验性的科学,技术性的科学,没有关注基础性的科学,比如像数学没有放进来,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式的傲慢与偏见,那么您如何看待国人现在如此热捧诺贝尔奖呢?
我认为:一、这明明是天灾,不是人祸;二、十三亿中国人没有做错什么,没有理由受到谁的惩罚;三、这么高的地震级别,倒塌房子已经不是“建筑质量”所能解释的了;四、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国的**、军队、官员,表现得都不错。
近日颁布了2007年作家财富榜,郭敬明名列榜首。您作为两次都上榜的畅销书作家,如何回应“中国作家不是富,而是太想富”的说法?
我不赞成他的看法。一个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不会构成对他人自由的压迫和干涉。时至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数越来越多,每个人的话语权越来越小,真正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集中在政治界、企业界、娱乐界、体育界,几乎挨不到知识分子的事。有少数知识分子由于专业原因出了一点名,也根本没有获得一个健全公民社会中“公众人物”应有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他们从来不具备独立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我劝社会各界,不要再以夸张的手法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伪造这种幻想式的“公众人物”。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自己也这么幻想,那就比堂吉诃德还可笑了。
中国各行业的所谓“上级检查”、“领导评估”,常常成为一种灾难,多数是自欺
我的书畅销,但稿酬收入一直不多。除了盗版集团外,那些正式出版社也大多对稿酬的问题漠然以对,几度查问都没有回应,让你觉得再问下去很没有格调。有的出版社,则一次次以请客吃饭、赠送画册等等搪塞过去。我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只保留单位最低的基本工资,我妻子在八年前就被迫失去了工作。我们又有两个家庭需要照顾。幸好,我们两人生活非常简单又从来没有雇过保姆,因此靠着那点稿酬,日子还过得不错。
余秋雨:
第一,呼吁**部门虚心听取这些家长的意见,尽可能保留废墟证据,以便以后做法律鉴定。但我又告诉灾民:由于这次震级实在太高,倒塌房屋实在太多,抢救过程中翻动实在太大,要对倒塌房屋的建筑质量做出法律鉴定很不容易,不能急;
余秋雨:
余秋雨:
余秋雨:
有学者的名片上把“博士生导师”写成头衔,被某国际学者戏称为:就像一个扫厕所的工人自我介绍时说,我是负责刷马桶的!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据我多年观察,并没有见到过“太想富”的中国作家,却看到了大量“太想富”,而且已经真正富起来了的盗版者。还有一批嫉妒作家稿费收入而天天口出恶语的评论者,他们的嫉妒证明他们也是“太想富”的一群。
余秋雨:
真正的作家如果“太想富”,成天绿着眼睛东张西望,一定写不出像样的作品。所以,我认为真正的作家反而是当代中国想富想得较少的一群人。
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话进行理论琢磨,就立即显得简陋了。天下看来最不需要你办事的地方,一定还有难办之事;天下看来最不需要你讲话的地方,一定还有难言之痛。那么,官员的宿命就只能是:随说随办,无论贫富。
请问秋雨老师,对于京城的一些新的地标项目,比如说鸟巢、水立方以及中央电视台新楼,您的观感如何?梁思成先生如果活在当下,一定会感慨北京城城将不城,因为长安街一路走过,可能就是万国博览会,您如何看待这个老城里出现的光怪陆离的各类现代建筑呢?
近来内地游客在华尔街骑铜牛,还大喊:“领导骑牛,比牛更牛!”“我们是中国人!”等口号,此事在国内造成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此举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另一些人觉得此事无关紧要,有的外国人也骑。您对此有何看法?
对一座伟大的城市来说,最好能留下一些昔日的记忆,但更重要的是展现面向未来的活力。
这确实有点可笑,但已经成为习惯。中国的名片头衔中有很多好笑的内容,例如“副局级巡视员(本单位没有正局级)”,后面这个括号就很有趣。又如,很多演员的名片上都印着“国家一级演员”的头衔,我一直弄不明白“国家”两字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指自己属于官方?还是指自己经过国家级的评选?这显然不可能,“国家”没有这么一个评选机构。更奇怪的是,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谁在名片上印“国家二级演员”?我在北京还得到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艺家协会主席”,这倒比较轻松,因为是“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审定他。
我在建筑上的观点与你不一样。作为一个大国的首都,有资格走在世界现代建筑的最前沿。梁思成先生如果活在当下,也会赞成。
中国人关注诺贝尔奖的热忱,并不大。你所说的学者议论,人数很少。任何奖都有自己的局限,议论议论它也是可以的。至于国内评奖,倒是有点过热。但那是**有关部门在做最无奈的表面文章。你稍加观察就会发现,那些大有作为的行业和部门从来不热衷于评奖,评奖最起劲的,往往是一些比较尴尬的角落。
5·12地震后,我与国内一些“文化人”产生了严重的观念分歧。他们认为:一、这次地震是上帝对中国人的谴责;二、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人祸,而不是天灾;三、倒塌那么多房屋,主要是建筑质量,因此灾民必须把地震现场当做控诉官员的现场;四、死亡人数、救援、捐款,都带有很大虚假性。
前几年全国高校最热的话题之一,莫过于迎接教育部的教学评估。为了教学评估,各个学校使尽浑身解数,做假教案,重改考试试卷备档,甚至为了搞迎接教评活动的晚会、欢迎领导来校而停课,耽误正常的教学,真是花了血本。同学们人人自危,上课迟到面临被开除的危险,盛传“如果你在教学评估过程中毁了北大,北大就将毁了你”。诚然,教学评估有意义,客观上改造了学校的“生态环境”,提高了教学条件。但是,评估不可能年年搞,不搞评估的这些年,楼道就可以一直脏兮兮么?迎评促“进”的进步,是真的“进步”么?
余秋雨:
一位教授在论述自由这个话题的时候,他首先解释了理性,他把人类的理性分为两种,第一种叫科学思维,第二种我们姑且叫它意志,或者叫私性,然后他就谈到宗教信仰,有一些知识分子公开地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教徒,实际上这构成了对人类理性的压迫的一种可能,或者是对人的自由的干涉的危险,我不知道您觉得是不是这样的?
第三,同时我又责斥那些挑唆者:你们要反对**,完全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时间,为什么要唆使这些可怜的父母充当你们的政治棋子?你们还有人道底线吗?
余秋雨:
小事情。普通中国人在华尔街的这类举止,虽然有点过度兴奋,却也没有怎么离谱,不存在“损害中国人的国际形象”的问题。纽约街上,怪事多多,大家都很随意,我还多次看到时代广场上有一些脱衣牛仔在招摇,过路人最多也只是瞟一眼,笑一下,没有什么人去查问他们的国籍,更不会觉得他们损害了什么群体的国际形象。在这类问题上,我们的心态要放松,再放松。
余秋雨:
当然,我知道二十年来一直在盗我版的那些书商过着广宅深院的豪华日子。为了防止我追究,他们还每隔几个月雇人在网络、传媒上大造一番谣,使我即使追究也失去了正义。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听任他们过好日子吧。
第二,堰塞湖随时可能决堤,几十万人都在紧急转移,灾区防疫又是火烧眉毛的大事,我请求家长们出于安全考虑不要继续挤在那里请愿了,应该把法律的事交给律师来解决;
人声称他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不知道秋雨老师是否赞同这种观点?
听说还有“国家一级作家”的称号,那就更滑稽了,不知是谁评的。我想,如果哪个出版社敢于出一套“国家一级作家丛书”,哪个剧场敢于组织几轮“国家一级演员专场”,那肯定要让国家大大贴一笔钱了。哦,原来“国家”的含义在这里。
我理解他的善良意图。在中国,富裕虽然令人羡慕却缺少话语支持,贫困虽然令人同情却缺少实质帮助。因此,“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说法,很有针对性。
] 果然,我对家长们的劝慰立即遭到这几个人的围攻,很多网民不知事情真相,也以为我在反对家长请愿,跟着他们一起声讨我。但我心里非常清楚,我做得一点儿也没有错。我本来不太关心政治,经过这件事情终于明白,那些以文人面目出现的政客实在太邪恶了。他们居然诅咒十三亿中国人遭受天谴,试图抹杀一切抗震救灾的壮举,刻意挑唆受难儿童的家长成为他们的政治工具,都不顾这些家长的死活;不仅如此,他们又在海内外报纸上大规模就此事造谣,后来又伪造了我“假捐款”事件……至此我豁然醒悟,我与他们,不是什么理念分歧,而是本性上的敌对。这种敌对关系,从“**”时我爸爸被关押,我叔叔被杀害时就建立了。我在今天能重新发现他们,使自己的人生意义更完全。因此,我会继续与他们周旋下去,绝不放过。我很可能失败,因为很少有人支持我,包括官方,包括全国传媒,但我不怕。天地间总有正义。
余秋雨:
您在5·12地震之后写作《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初衷是什么,您又如何面对误读与质疑?
这种严重分歧,我从一开始就已经用多篇文章与他们反复辩论。后来,看到有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在请愿要求惩罚建筑承包商和相关官员,我的辩论对手们兴奋异常的时候,我就对那些家长作出了劝告。我知道那些辩论对手一定会在网站趁机闹事,诬陷我“反对请愿”,但我出于良知,不能不发言。我发表的真实意见是:
中国人不仅有一种彩民心态,还有一种评奖的心态,特别关注评奖,尤其关注诺贝尔奖,屡次有学者指出这个奖更多地关注了实验性的科学,技术性的科学,没有关注基础性的科学,比如像数学没有放进来,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式的傲慢与偏见,那么您如何看待国人现在如此热捧诺贝尔奖呢?
我认为:一、这明明是天灾,不是人祸;二、十三亿中国人没有做错什么,没有理由受到谁的惩罚;三、这么高的地震级别,倒塌房子已经不是“建筑质量”所能解释的了;四、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国的**、军队、官员,表现得都不错。
近日颁布了2007年作家财富榜,郭敬明名列榜首。您作为两次都上榜的畅销书作家,如何回应“中国作家不是富,而是太想富”的说法?
我不赞成他的看法。一个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不会构成对他人自由的压迫和干涉。时至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数越来越多,每个人的话语权越来越小,真正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集中在政治界、企业界、娱乐界、体育界,几乎挨不到知识分子的事。有少数知识分子由于专业原因出了一点名,也根本没有获得一个健全公民社会中“公众人物”应有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他们从来不具备独立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我劝社会各界,不要再以夸张的手法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伪造这种幻想式的“公众人物”。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自己也这么幻想,那就比堂吉诃德还可笑了。
中国各行业的所谓“上级检查”、“领导评估”,常常成为一种灾难,多数是自欺
我的书畅销,但稿酬收入一直不多。除了盗版集团外,那些正式出版社也大多对稿酬的问题漠然以对,几度查问都没有回应,让你觉得再问下去很没有格调。有的出版社,则一次次以请客吃饭、赠送画册等等搪塞过去。我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只保留单位最低的基本工资,我妻子在八年前就被迫失去了工作。我们又有两个家庭需要照顾。幸好,我们两人生活非常简单又从来没有雇过保姆,因此靠着那点稿酬,日子还过得不错。
余秋雨:
第一,呼吁**部门虚心听取这些家长的意见,尽可能保留废墟证据,以便以后做法律鉴定。但我又告诉灾民:由于这次震级实在太高,倒塌房屋实在太多,抢救过程中翻动实在太大,要对倒塌房屋的建筑质量做出法律鉴定很不容易,不能急;
余秋雨:
余秋雨:
余秋雨:
有学者的名片上把“博士生导师”写成头衔,被某国际学者戏称为:就像一个扫厕所的工人自我介绍时说,我是负责刷马桶的!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据我多年观察,并没有见到过“太想富”的中国作家,却看到了大量“太想富”,而且已经真正富起来了的盗版者。还有一批嫉妒作家稿费收入而天天口出恶语的评论者,他们的嫉妒证明他们也是“太想富”的一群。
余秋雨:
真正的作家如果“太想富”,成天绿着眼睛东张西望,一定写不出像样的作品。所以,我认为真正的作家反而是当代中国想富想得较少的一群人。
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话进行理论琢磨,就立即显得简陋了。天下看来最不需要你办事的地方,一定还有难办之事;天下看来最不需要你讲话的地方,一定还有难言之痛。那么,官员的宿命就只能是:随说随办,无论贫富。
请问秋雨老师,对于京城的一些新的地标项目,比如说鸟巢、水立方以及中央电视台新楼,您的观感如何?梁思成先生如果活在当下,一定会感慨北京城城将不城,因为长安街一路走过,可能就是万国博览会,您如何看待这个老城里出现的光怪陆离的各类现代建筑呢?
近来内地游客在华尔街骑铜牛,还大喊:“领导骑牛,比牛更牛!”“我们是中国人!”等口号,此事在国内造成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此举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另一些人觉得此事无关紧要,有的外国人也骑。您对此有何看法?
对一座伟大的城市来说,最好能留下一些昔日的记忆,但更重要的是展现面向未来的活力。
这确实有点可笑,但已经成为习惯。中国的名片头衔中有很多好笑的内容,例如“副局级巡视员(本单位没有正局级)”,后面这个括号就很有趣。又如,很多演员的名片上都印着“国家一级演员”的头衔,我一直弄不明白“国家”两字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指自己属于官方?还是指自己经过国家级的评选?这显然不可能,“国家”没有这么一个评选机构。更奇怪的是,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谁在名片上印“国家二级演员”?我在北京还得到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艺家协会主席”,这倒比较轻松,因为是“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审定他。
我在建筑上的观点与你不一样。作为一个大国的首都,有资格走在世界现代建筑的最前沿。梁思成先生如果活在当下,也会赞成。
中国人关注诺贝尔奖的热忱,并不大。你所说的学者议论,人数很少。任何奖都有自己的局限,议论议论它也是可以的。至于国内评奖,倒是有点过热。但那是**有关部门在做最无奈的表面文章。你稍加观察就会发现,那些大有作为的行业和部门从来不热衷于评奖,评奖最起劲的,往往是一些比较尴尬的角落。
5·12地震后,我与国内一些“文化人”产生了严重的观念分歧。他们认为:一、这次地震是上帝对中国人的谴责;二、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人祸,而不是天灾;三、倒塌那么多房屋,主要是建筑质量,因此灾民必须把地震现场当做控诉官员的现场;四、死亡人数、救援、捐款,都带有很大虚假性。
前几年全国高校最热的话题之一,莫过于迎接教育部的教学评估。为了教学评估,各个学校使尽浑身解数,做假教案,重改考试试卷备档,甚至为了搞迎接教评活动的晚会、欢迎领导来校而停课,耽误正常的教学,真是花了血本。同学们人人自危,上课迟到面临被开除的危险,盛传“如果你在教学评估过程中毁了北大,北大就将毁了你”。诚然,教学评估有意义,客观上改造了学校的“生态环境”,提高了教学条件。但是,评估不可能年年搞,不搞评估的这些年,楼道就可以一直脏兮兮么?迎评促“进”的进步,是真的“进步”么?
余秋雨:
一位教授在论述自由这个话题的时候,他首先解释了理性,他把人类的理性分为两种,第一种叫科学思维,第二种我们姑且叫它意志,或者叫私性,然后他就谈到宗教信仰,有一些知识分子公开地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教徒,实际上这构成了对人类理性的压迫的一种可能,或者是对人的自由的干涉的危险,我不知道您觉得是不是这样的?
第三,同时我又责斥那些挑唆者:你们要反对**,完全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时间,为什么要唆使这些可怜的父母充当你们的政治棋子?你们还有人道底线吗?
余秋雨:
小事情。普通中国人在华尔街的这类举止,虽然有点过度兴奋,却也没有怎么离谱,不存在“损害中国人的国际形象”的问题。纽约街上,怪事多多,大家都很随意,我还多次看到时代广场上有一些脱衣牛仔在招摇,过路人最多也只是瞟一眼,笑一下,没有什么人去查问他们的国籍,更不会觉得他们损害了什么群体的国际形象。在这类问题上,我们的心态要放松,再放松。
余秋雨:
当然,我知道二十年来一直在盗我版的那些书商过着广宅深院的豪华日子。为了防止我追究,他们还每隔几个月雇人在网络、传媒上大造一番谣,使我即使追究也失去了正义。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听任他们过好日子吧。
第二,堰塞湖随时可能决堤,几十万人都在紧急转移,灾区防疫又是火烧眉毛的大事,我请求家长们出于安全考虑不要继续挤在那里请愿了,应该把法律的事交给律师来解决;
人声称他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不知道秋雨老师是否赞同这种观点?
听说还有“国家一级作家”的称号,那就更滑稽了,不知是谁评的。我想,如果哪个出版社敢于出一套“国家一级作家丛书”,哪个剧场敢于组织几轮“国家一级演员专场”,那肯定要让国家大大贴一笔钱了。哦,原来“国家”的含义在这里。
我理解他的善良意图。在中国,富裕虽然令人羡慕却缺少话语支持,贫困虽然令人同情却缺少实质帮助。因此,“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说法,很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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