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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报告和媒体渲染早已编织好一个看似天衣无缝的故事：贫寒的留学生因嫉生恨，在一次激烈的争执后，用这把刀刺死了高高在上的贵族之子。
我推门进入，合伙人亚利斯克·哈灵顿皱眉看过来，点点下巴示意我坐到他身边位置，紧接着他递来一沓卷宗，厚得能当转头使。
“季，”哈灵顿再次开口，“巴林顿家族，全国最好的刑辩律师都在他们候选名单上。你明白这案子的分量。”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扫过桌上摊开的那些血腥照片，“公关部已经准备好应对风暴的声明模板了，公众需要一个结果，一个…符合他们愤怒预期的结果。”
会议室里寂静的只剩下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对方精心构筑的堡垒，被一颗从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射出的子弹，精准地击穿了核心。
我点头笑笑，却没告诉他，我的信托账户每月都会多出一百万英镑，打款方是香港某家皮包公司。
第68章 声名鹊起
屏幕那头，原本焦头烂额的合伙人们瞬间安静了，只有粗重的呼吸声。负责本案的资深合伙人，那个以严厉著称的中年男人，隔着屏幕，目光审视地落在我脸上，沉默了几秒，只吐出一个词：“验证它。”
他没抬头，只是胡乱地点着下巴，肩膀绷紧，如同惊弓之鸟。
案子复杂如一团乱麻，涉及跨境监管，隐秘的股权结构，还有对方精心设计的债务陷阱。团队里经验丰富的老合伙人们眉头紧锁，如临大敌。
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是地狱般的冲刺。整个团队被调动起来，围绕这个突破口疯狂挖掘，论证。我成了风暴的中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第一次感受到那种被需要，被依赖的重量。
我做到了，不是为了向谁证明，只是为了我自己，能有一天堂堂正正地站在他面前，可以有一身保暖的外衣，不至于过分的赤裸。
当天，我便去见了沈平。
而那份备忘录的副本，鬼使神差地夹在我手边一摞看似无关的旧档案里。
“资料我带走了。”我说，没回应任何人，转身推开玻璃门。身后短暂的静默，竟比任何议论都清晰。
会议室里其他几双眼睛也落在我身上，带着审视，像是在确认我是否能承担这其中巨大的风险与压力。毕竟这案子就是个流沙坑，谁沾上都得往下陷。我拿起卷宗，分量压在手上，沉甸甸的。
我的生活很规律，早晨七点起床，八点到公司，晚上七点离开，偶尔去俱乐部喝一杯。
他们笑了，又问了些刁钻的问题，我都在自己能回答出的范围内做到了最好。
我接过，无视封面上显眼的深红印记，拆开，里面是几张照片。
有时想想，命运真是眷顾我，就在这之后不久，我拿到了一件真正让我名声大噪的成名之作。
照片里的他眼神空洞，像一头被强光照射后僵在原地的青蛙，巨大的惊恐冻结了所有表情。凶器是一把沾满血污，造型奇特的古董拆信刀，被小心地封在透明的证物袋里，躺在一堆照片最上面。
我负责梳理其中一条最不起眼的跨境资金流线索，埋在几百页的银行对账单和离岸公司文件里。连续熬了三个通宵，眼睛干涩得发痛，连嗓子都在高强度工作下变得沙哑。
只是这些还不够，完全不够。
“…季…季律师，我…我，我没想杀他！真的没有！我们…吵了几句，他…他突然扑过来打我…好吓人…像疯了一样，我只是…”他的叙述破碎，混乱，充满了惊恐的停顿和无法自圆其说的跳跃。只提到了口头威胁，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支持。
动机？阶级的鸿沟，资源的倾斜，再加上一点捕风捉影的言语羞辱…足够了。舆论的滔天巨浪早已淹没了他，冰冷的“有罪”判决似乎已提前刻在他年轻的额头上。
原以为这样的日子要持续很久，却不成想机会来的如此猝不及防。
可就在某个凌晨，我勉励撑着眼皮应对屏幕。忽然间，一个极其隐蔽的合规漏洞就那样轻易跑进我的视线，对方在利用一个过时的双边税收协定豁免条款进行违规操作，而这个条款的有效性，恰恰依赖于一个早已失效的附属备忘录。
“沈平，”我点头，打开卷宗铺在桌上，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是你的辩护律师，季如愿。从现在起，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听懂了吗？”
“季，”他开口，表情有些无奈，“这个案子，你的了。”
门轴嘶哑地尖叫了一声。沈平被带进来，脚步拖沓，手铐撞击着桌腿边缘的铁环，叮当乱响。他瘦得脱了形，像一副骨头架子勉强撑在宽大的橙色囚服里，头垂得很低，几乎要埋进胸口。
白天，我是冷静，精准，近乎冷酷的年轻律师，淹没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冗长的电话会议和永远在倒计时的交易截止日里。晚上，卸去伪装，蜷缩在黑暗中艰难入睡。
那是一个寻常的早晨，佐伊站在办公室门口，似乎有些焦急，像是等待许久，见我走来，快步上前：“季，哈灵顿先生在等你，一号会议室，现在。”
律所为我安排的办公室位于走廊东翼，独占一面巨大的落地窗，在这俯瞰的角度里，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都不过是灰扑扑的点缀。
奢华的学生公寓内，昂贵的地毯上，大片已经凝固发黑的血泊中央，躺着一位面容模糊的年轻男子，乔治·巴林顿。出身十足显赫的名校精英，前途无量，此刻，生命却定格在这片狼藉里。
临座同事是个热心肠，有次醉醺醺拍着我肩膀，说：“季，你该去金融城闯闯。”
对手是华尔街的老牌秃鹫基金，盯上了一家根基深厚的英国家族企业，他们手段狠辣，布局精密，眼看就要把猎物撕碎吞下。我们律所临危受命，为那摇摇欲坠的家族企业做最后的抵抗。
“乔治·巴林顿，”我抽出那张现场的血腥照片，推到他眼前冰冷的金属桌面上，“你认识他？”
“上面开绿灯，让我们象征性地走个过场。做个样子，别太难看就行，舆论压力…你懂的。输了没人怪你，赢了…”另一位颇有身份的合伙人也在这时开口，甚至短促地笑了一声，“哦，没有这种可能。”
那被宣判死刑的家族企业保住了。而我，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刚从牛津毕业的华人助理律师，在一夜之间有了姓名，也有了自己的独立办公区。
突然想抽烟，摸遍全身才想起，最后一盒今早刚抽完。
申请牛津的时候，我没告诉任何人。陈述里没写我的病，没写那些挣扎的不甘，只写了我对法学的痴迷，以及想探究不同文明背后的逻辑。
像个苦行僧，用近乎自虐的方式逼迫自己。图书馆成了我最常去的地方，管理员老太太认识我，每次都给我留一个靠窗的位置，我在那里从天亮待到天黑，看厚厚的判例，做冗长的笔记。
过程比我想象中难得多，笔试，面试每一步都像在走钢丝。无人指导，只能靠自己摸索，打听，试探。
我拉开他对面的椅子，桌腿摩擦地面发出的声音都使他猛地瑟缩了一下。
心脏猛地一沉，随即是兴奋的狂跳。我在心中拉响警报，把发现和关联证据链用最简洁的方式，于凌晨四点的紧急视频会议上抛了出来。
“季…季律师？”他声音颤抖厉害，几乎不成调，带着浓重的广西口音。
收到录取信的那天，伦敦难得放了晴。我坐在公寓楼下的长椅上，捏着那张薄薄的纸看了又看，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只有一种巨大的疲惫，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
照片的重点聚焦在旁边那个年轻人身上，他叫沈平，二十岁出头，来自中国南方某个不知名的小城。警方控制住他时，他就站在离尸体几步远的墙边，手上、浅色T恤上沾满了粘稠的暗红色血迹。
抬手扯松领结带，径直朝会议室走去。玻璃墙后面，几张熟悉的老脸已经围坐，面容严肃，氛围沉重。
每一个细节都被反复拷问，每一个推论都要经受最严苛的审查。
律所内部邮件里充满了赞誉，猎头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
睡着觉，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知识点想不明白，便立刻坐起翻阅资料，从国内的民法典看到英国的普通法，从拉丁文的法律术语查到判例汇编。成绩一点点往上爬，不是为了谁，而是要弄明白这些规则，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轻易决定另一个人的生死，明白公平的界限究竟是什么。
哦对，我换了地址，搬去了位于切尔西区的公寓，这房子贵得离谱，但我负担得起。
“别急，从头说，”我打断他，声音刻意放平放缓，不带任何情绪，“当时只有你们两个人？几点钟？他当时看起来什么状态？情绪如何？有没有喝酒或者……其他东西？”
面试那天，我穿着租来的，不太合身的，袖子得卷两圈的西服，站在牛津古老的建筑前，手心全是汗。面试官问我为什么想学法律，我说：“匡扶正义，捍卫真理。”
罪名：谋杀。
金属探测门在我身前嗡嗡低鸣，冷硬的嗡鸣是这地方的背景音。监狱里的空气永远混杂着廉价消毒水，汗臭和陈旧的绝望气味，钻进鼻腔，黏糊糊的。
最终，在决定性的谈判桌上，当我们的首席合伙人将这份由我发现的，足以颠覆整个收购计划的致命证据，连同无可辩驳的法律分析，平静地推到对方面前时，那个华尔街老狐狸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
毕业后，我进入伦敦城最顶级的律所之一，却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忙碌与辛苦，分给我的活计不过是校对合同和翻译中文文件。
砸在书页上，晕开一小片墨迹，我就用袖子擦掉，接着看。
脚步一顿，我偏头看她，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每一个细节，都在反复的，艰难的追问中被抠挖出来。沈平口中描述的乔治·巴林顿，那个夜晚的状态近乎癫狂，具体到双眼充血，呼吸急促粗重，力气大得惊人，嘴里
] 警方报告和媒体渲染早已编织好一个看似天衣无缝的故事：贫寒的留学生因嫉生恨，在一次激烈的争执后，用这把刀刺死了高高在上的贵族之子。
我推门进入，合伙人亚利斯克·哈灵顿皱眉看过来，点点下巴示意我坐到他身边位置，紧接着他递来一沓卷宗，厚得能当转头使。
“季，”哈灵顿再次开口，“巴林顿家族，全国最好的刑辩律师都在他们候选名单上。你明白这案子的分量。”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扫过桌上摊开的那些血腥照片，“公关部已经准备好应对风暴的声明模板了，公众需要一个结果，一个…符合他们愤怒预期的结果。”
会议室里寂静的只剩下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对方精心构筑的堡垒，被一颗从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射出的子弹，精准地击穿了核心。
我点头笑笑，却没告诉他，我的信托账户每月都会多出一百万英镑，打款方是香港某家皮包公司。
第68章 声名鹊起
屏幕那头，原本焦头烂额的合伙人们瞬间安静了，只有粗重的呼吸声。负责本案的资深合伙人，那个以严厉著称的中年男人，隔着屏幕，目光审视地落在我脸上，沉默了几秒，只吐出一个词：“验证它。”
他没抬头，只是胡乱地点着下巴，肩膀绷紧，如同惊弓之鸟。
案子复杂如一团乱麻，涉及跨境监管，隐秘的股权结构，还有对方精心设计的债务陷阱。团队里经验丰富的老合伙人们眉头紧锁，如临大敌。
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是地狱般的冲刺。整个团队被调动起来，围绕这个突破口疯狂挖掘，论证。我成了风暴的中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第一次感受到那种被需要，被依赖的重量。
我做到了，不是为了向谁证明，只是为了我自己，能有一天堂堂正正地站在他面前，可以有一身保暖的外衣，不至于过分的赤裸。
当天，我便去见了沈平。
而那份备忘录的副本，鬼使神差地夹在我手边一摞看似无关的旧档案里。
“资料我带走了。”我说，没回应任何人，转身推开玻璃门。身后短暂的静默，竟比任何议论都清晰。
会议室里其他几双眼睛也落在我身上，带着审视，像是在确认我是否能承担这其中巨大的风险与压力。毕竟这案子就是个流沙坑，谁沾上都得往下陷。我拿起卷宗，分量压在手上，沉甸甸的。
我的生活很规律，早晨七点起床，八点到公司，晚上七点离开，偶尔去俱乐部喝一杯。
他们笑了，又问了些刁钻的问题，我都在自己能回答出的范围内做到了最好。
我接过，无视封面上显眼的深红印记，拆开，里面是几张照片。
有时想想，命运真是眷顾我，就在这之后不久，我拿到了一件真正让我名声大噪的成名之作。
照片里的他眼神空洞，像一头被强光照射后僵在原地的青蛙，巨大的惊恐冻结了所有表情。凶器是一把沾满血污，造型奇特的古董拆信刀，被小心地封在透明的证物袋里，躺在一堆照片最上面。
我负责梳理其中一条最不起眼的跨境资金流线索，埋在几百页的银行对账单和离岸公司文件里。连续熬了三个通宵，眼睛干涩得发痛，连嗓子都在高强度工作下变得沙哑。
只是这些还不够，完全不够。
“…季…季律师，我…我，我没想杀他！真的没有！我们…吵了几句，他…他突然扑过来打我…好吓人…像疯了一样，我只是…”他的叙述破碎，混乱，充满了惊恐的停顿和无法自圆其说的跳跃。只提到了口头威胁，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支持。
动机？阶级的鸿沟，资源的倾斜，再加上一点捕风捉影的言语羞辱…足够了。舆论的滔天巨浪早已淹没了他，冰冷的“有罪”判决似乎已提前刻在他年轻的额头上。
原以为这样的日子要持续很久，却不成想机会来的如此猝不及防。
可就在某个凌晨，我勉励撑着眼皮应对屏幕。忽然间，一个极其隐蔽的合规漏洞就那样轻易跑进我的视线，对方在利用一个过时的双边税收协定豁免条款进行违规操作，而这个条款的有效性，恰恰依赖于一个早已失效的附属备忘录。
“沈平，”我点头，打开卷宗铺在桌上，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是你的辩护律师，季如愿。从现在起，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听懂了吗？”
“季，”他开口，表情有些无奈，“这个案子，你的了。”
门轴嘶哑地尖叫了一声。沈平被带进来，脚步拖沓，手铐撞击着桌腿边缘的铁环，叮当乱响。他瘦得脱了形，像一副骨头架子勉强撑在宽大的橙色囚服里，头垂得很低，几乎要埋进胸口。
白天，我是冷静，精准，近乎冷酷的年轻律师，淹没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冗长的电话会议和永远在倒计时的交易截止日里。晚上，卸去伪装，蜷缩在黑暗中艰难入睡。
那是一个寻常的早晨，佐伊站在办公室门口，似乎有些焦急，像是等待许久，见我走来，快步上前：“季，哈灵顿先生在等你，一号会议室，现在。”
律所为我安排的办公室位于走廊东翼，独占一面巨大的落地窗，在这俯瞰的角度里，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都不过是灰扑扑的点缀。
奢华的学生公寓内，昂贵的地毯上，大片已经凝固发黑的血泊中央，躺着一位面容模糊的年轻男子，乔治·巴林顿。出身十足显赫的名校精英，前途无量，此刻，生命却定格在这片狼藉里。
临座同事是个热心肠，有次醉醺醺拍着我肩膀，说：“季，你该去金融城闯闯。”
对手是华尔街的老牌秃鹫基金，盯上了一家根基深厚的英国家族企业，他们手段狠辣，布局精密，眼看就要把猎物撕碎吞下。我们律所临危受命，为那摇摇欲坠的家族企业做最后的抵抗。
“乔治·巴林顿，”我抽出那张现场的血腥照片，推到他眼前冰冷的金属桌面上，“你认识他？”
“上面开绿灯，让我们象征性地走个过场。做个样子，别太难看就行，舆论压力…你懂的。输了没人怪你，赢了…”另一位颇有身份的合伙人也在这时开口，甚至短促地笑了一声，“哦，没有这种可能。”
那被宣判死刑的家族企业保住了。而我，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刚从牛津毕业的华人助理律师，在一夜之间有了姓名，也有了自己的独立办公区。
突然想抽烟，摸遍全身才想起，最后一盒今早刚抽完。
申请牛津的时候，我没告诉任何人。陈述里没写我的病，没写那些挣扎的不甘，只写了我对法学的痴迷，以及想探究不同文明背后的逻辑。
像个苦行僧，用近乎自虐的方式逼迫自己。图书馆成了我最常去的地方，管理员老太太认识我，每次都给我留一个靠窗的位置，我在那里从天亮待到天黑，看厚厚的判例，做冗长的笔记。
过程比我想象中难得多，笔试，面试每一步都像在走钢丝。无人指导，只能靠自己摸索，打听，试探。
我拉开他对面的椅子，桌腿摩擦地面发出的声音都使他猛地瑟缩了一下。
心脏猛地一沉，随即是兴奋的狂跳。我在心中拉响警报，把发现和关联证据链用最简洁的方式，于凌晨四点的紧急视频会议上抛了出来。
“季…季律师？”他声音颤抖厉害，几乎不成调，带着浓重的广西口音。
收到录取信的那天，伦敦难得放了晴。我坐在公寓楼下的长椅上，捏着那张薄薄的纸看了又看，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只有一种巨大的疲惫，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
照片的重点聚焦在旁边那个年轻人身上，他叫沈平，二十岁出头，来自中国南方某个不知名的小城。警方控制住他时，他就站在离尸体几步远的墙边，手上、浅色T恤上沾满了粘稠的暗红色血迹。
抬手扯松领结带，径直朝会议室走去。玻璃墙后面，几张熟悉的老脸已经围坐，面容严肃，氛围沉重。
每一个细节都被反复拷问，每一个推论都要经受最严苛的审查。
律所内部邮件里充满了赞誉，猎头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
睡着觉，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知识点想不明白，便立刻坐起翻阅资料，从国内的民法典看到英国的普通法，从拉丁文的法律术语查到判例汇编。成绩一点点往上爬，不是为了谁，而是要弄明白这些规则，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轻易决定另一个人的生死，明白公平的界限究竟是什么。
哦对，我换了地址，搬去了位于切尔西区的公寓，这房子贵得离谱，但我负担得起。
“别急，从头说，”我打断他，声音刻意放平放缓，不带任何情绪，“当时只有你们两个人？几点钟？他当时看起来什么状态？情绪如何？有没有喝酒或者……其他东西？”
面试那天，我穿着租来的，不太合身的，袖子得卷两圈的西服，站在牛津古老的建筑前，手心全是汗。面试官问我为什么想学法律，我说：“匡扶正义，捍卫真理。”
罪名：谋杀。
金属探测门在我身前嗡嗡低鸣，冷硬的嗡鸣是这地方的背景音。监狱里的空气永远混杂着廉价消毒水，汗臭和陈旧的绝望气味，钻进鼻腔，黏糊糊的。
最终，在决定性的谈判桌上，当我们的首席合伙人将这份由我发现的，足以颠覆整个收购计划的致命证据，连同无可辩驳的法律分析，平静地推到对方面前时，那个华尔街老狐狸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
毕业后，我进入伦敦城最顶级的律所之一，却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忙碌与辛苦，分给我的活计不过是校对合同和翻译中文文件。
砸在书页上，晕开一小片墨迹，我就用袖子擦掉，接着看。
脚步一顿，我偏头看她，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每一个细节，都在反复的，艰难的追问中被抠挖出来。沈平口中描述的乔治·巴林顿，那个夜晚的状态近乎癫狂，具体到双眼充血，呼吸急促粗重，力气大得惊人，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