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9章 “民可使由之”：孔子治世思想的辩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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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由之” 是 “知之” 的实践与深化。民众在 “由之”—— 遵循政策的过程中，会积累实践经验，对政策的实际效果有更直观的感受。他们可以通过实践，发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将这些反馈给政府，为政府进一步完善政策、深化 “知之” 提供实践依据。政府根据民众的反馈，对政策进行调整与优化，并向民众公开调整的原因与内容，进一步推进 “使民知之”，形成治理的良性循环。

    五、跨文化视角：“由之” 与 “知之” 的全球治理借鉴

    例如，在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与执行中，政府在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政策时，首先通过 “使民知之”，向民众公开政策制定的背景（如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目标（如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与具体措施（如统一缴费基数核定标准、规范基金调剂使用）。民众在了解政策信息后，积极参与政策讨论，为政策制定提供意见建议，政府据此优化政策方案。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民众按照政策要求缴纳养老保险费用，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同时也会将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异地缴费不便、待遇核算不清晰等）反馈给政府。政府根据这些反馈，进一步完善政策执行机制（如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信息系统建设、优化待遇核算流程），并向民众公开政策调整情况，深化 “使民知之”。这种 “知之” 与 “由之” 的互补互动，让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政策不断完善，更好地保障了民众的养老权益，推动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三）全球治理中的 “由之” 与 “知之” 平衡

    孔子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的思想，虽然产生于中国春秋时期的社会背景，但其中蕴含的关于 “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关系”“政策制定与执行逻辑” 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在全球治理中，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的差异，对 “由之” 与 “知之” 的侧重有所不同，但都在探索如何平衡治理效率与民众参与，实现治理的良性发展。

    （一）西方民主国家的 “知之” 导向与挑战

    随着时代的发展，东亚国家也在逐步推进治理转型，加强 “使民知之” 与民众参与，平衡治理效率与民主参与。例如，新加坡在保持高效治理的同时，通过建立 “民情联系组”“网上对话平台” 等机制，加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互动，向民众公开政策信息，收集民众的意见与诉求，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日本通过推进地方自治制度改革，扩大地方民众对地方事务的决策权，让民众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地方公共事务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权与知情权。

    在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历史上存在一定的 “由之” 导向的治理传统 —— 强调政府的权威与治理效率，民众对政府政策的服从度较高。这种治理传统在特定历史时期（如战后经济恢复与快速发展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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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在欧洲部分国家推进移民政策改革时，政府为了充分听取民众意见，开展了长时间的公开讨论与民意调查。但由于民众对移民政策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 —— 部分民众认为移民会带来文化冲突、就业压力与社会安全问题，反对移民政策宽松化；另一部分民众则认为移民能够促进文化多样性、补充劳动力资源，支持移民政策宽松化。这种严重的意见分歧，导致政府难以制定出得到广泛认同的移民政策，移民政策改革进展缓慢，甚至引发社会矛盾与政治动荡。

    在西方民主国家，受自由主义思想与民主制度的影响，“使民知之” 与民众参与是其治理的重要特征。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强调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通过议会制度、选举制度、舆论监督等方式，保障民众对国家治理的参与。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需要通过广泛的利益协调与意见征询，向民众公开政策信息，接受民众的监督与批评。

    一方面，在全球性紧急挑战面前（如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需要各国遵循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统一规范与指导方针，“由之”—— 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如疫情监测、疫苗研发与分配、跨境人员流动管理等），保障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如果各国各自为政，不遵循统一的规范与指导，很容易导致全球疫情防控失控，加剧疫情的全球蔓延。

    六、结语：孔子治世思想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对于现代社会治理而言，孔子这一思想的核心启示在于：治理的本质是实现公共利益与民众福祉，而 “由之” 与 “知之” 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非目的。在治理实践中，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境与需求，灵活运用 “由之” 与 “知之”，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与互补：在紧急情况与专业领域，适度强调 “使民由之”，保障治理效率与公共安全；在常态治理与民生领域，重点推进 “使民知之”，提升政策科学性与民众参与度。

理解度，从而更自觉地 “由之”—— 遵循政策的规范与要求。这种基于理解与认同的 “由之”，不再是被动的服从，而是主动的践行，能够显着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

    这种 “知之” 导向的治理模式，能够充分反映民众的多元利益诉求，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提高治理的合法性。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一方面，过度强调民众参与与意见征询，容易导致政策制定过程冗长、效率低下，甚至出现 “议而不决” 的情况，影响治理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另一方面，由于民众的利益诉求多元、认知水平差异较大，在复杂的政策议题上（如气候变化、移民政策、国家安全等），容易出现意见分歧过大、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导致政策难以推进。

    孔子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的思想，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虽然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如基于春秋时期民众认知能力有限的社会现实），但其中蕴含的关于社会治理的智慧 —— 对治理效率与民众认知的平衡、对政策制定与执行逻辑的思考，依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二）东亚国家的 “由之” 传统与现代转型

    孔子的治世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我们应本着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的原则，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古老的智慧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使民知之” 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随着教育普及、信息透明与民主参与的不断推进，民众的认知能力与参与意识将不断提升，“使民知之” 的基础条件将更加完善。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拓宽民众参与渠道，推动 “使民知之” 与 “听民之言”“解民之忧” 相结合，构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治理现代化与民众福祉的共同提升。

    这种 “由之” 传统与 “知之” 转型的结合，既保留了东亚国家高效治理的优势，又吸收了现代民主治理的合理成分，形成了具有东亚特色的治理模式，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全球治理中，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贫困饥饿、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在 “由之” 与 “知之” 之间找到平衡，加强合作，共同应对。

    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与长效机制建设中，需要充分保障各国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使知之”—— 让各国充分了解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背景、目标与内容，参与到规则制定的过程中。国际组织应加强与各国的沟通互动，听取各国的意见与诉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让全球治理规则更加公平合理，更好地反映各国的共同利益，促进全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制定过程，充分体现了 “使知之” 与 “参与之” 的原则。各国通过多轮谈判，充分讨论气候变化的应对目标、责任分担、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等关键议题，让各国充分了解全球气候治理规则的相关信息，参与规则的制定。在规则执行过程中，各国也需要向国际社会公开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减排措施与进展情况，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与评估。这种 “使知之” 与 “参与之” 的全球治理模式，能够让各国更好地理解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增强对全球气候治理规则的认同度，共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当代社会，我们不应简单地将这句古训归为 “愚民政策”，而应结合历史语境与现代社会现实，辩证地看待其内涵：既要看到春秋时期 “使民由之” 的历史必然性，也要认识到现代社会 “使民知之” 的进步性；既要在特殊情境下重视 “使民由之” 对效率与安全的保障作用，也要在常态治理中坚持 “使民知之” 对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