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9章 “民可使由之”：孔子治世思想的辩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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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不发达的春秋时期，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民众难以获取政策相关的信息，这也是 “不可使知之” 的重要原因。而现代社会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为 “使民知之” 提供了制度保障。

    而 “使民知之” 的过程，本质上也是政府了解民众需求、收集民众意见的过程。通过听证会、座谈会、问卷调查、网络征求意见等多种方式，政府向民众公开政策制定的背景、目标与初步方案，让民众充分了解政策的相关信息；同时，民众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向政府反馈自己的意见与诉求，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这种双向互动，能够让政府更准确地把握民众的需求，使制定出的政策更具科学性与针对性，更好地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

    （二）信息透明：“使民知之” 的制度保障

    1. “使民知之” 提升政策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在常态治理中，政策的制定往往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如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民生领域。如果政府在制定政策前不充分了解民众的需求与诉求，仅凭主观判断或少数人的意见制定政策，很容易导致政策脱离实际，无法解决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甚至引发民众的不满与抵触。

    例如，在教育政策制定中，政府在推进 “双减” 政策（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前，通过广泛的调研与征求意见，了解到家长对孩子学业压力过大、校外培训费用过高的担忧，以及教师对教学任务过重、职业发展受限的困惑。基于这些调研结果，政府制定了 “双减” 政策的具体措施，如明确作业量控制标准、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提高教师待遇与专业发展支持等。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也持续向民众公开政策执行情况，收集民众的反馈意见，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与优化。这种 “使民知之” 与 “听民之言” 相结合的方式，让 “双减” 政策更加符合民众的需求，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有效缓解了教育领域的突出问题。

    现代社会的民主参与，是 “使民知之” 的重要实践路径 —— 通过民主参与，民众不仅能够了解政策相关的信息，还能参与到政策制定、执行、监督的全过程，实现从 “知之” 到 “参与之” 的进一步提升。

    在中国，民主参与的形式日益丰富，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信访制度、网络问政等。这些制度为民众提供了多种参与国家治理与社会事务的渠道，让民众能够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诉求，参与政策的制定与修改。

    例如，在基层群众自治中，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通过村民会议、居民会议等形式，让村民、居民参与到本村、本社区的公共事务决策中。在制定村规民约、社区公约时，村委会、居委会会组织村民、居民进行充分讨论，向他们解释制定公约的目的、内容与影响，听取他们的意见与建议，最终形成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约。这种民主参与的过程，不仅让民众 “知之”—— 了解公约的相关信息，还让民众 “参与之”—— 参与公约的制定，从而提高民众对公约的认同度与遵守意愿，促进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政策的有效执行，不仅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更需要民众的自觉遵守与积极配合。而民众对政策的认同度与遵守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政策的理解程度 —— 如果民众不了解政策的目的、内容与意义，很容易对政策产生误解，甚至采取抵触态度，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

    在常态的社会治理中，“使民知之” 是提升治理水平、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通过 “使民知之”，政府能够更好地了解民众的需求与诉求，提高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民众能够更好地理解政策，提高对政策的认同度与遵守意愿，形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信息透明不仅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更能促进民众对政策的理解与支持。例如，在疫情防控期间，政府每天通过新闻发布会、政务新媒体等渠道，向民众公开疫情数据、防控政策、医疗资源调配情况等信息，详细解释各项防控措施的科学依据与必要性。民众通过这些信息，能够理解疫情防控的严峻性与复杂性，积极配合各项防控措施，形成了全社会共同抗疫的良好局面。如果缺乏信息透明，民众无法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与防控政策的依据，很容易产生误解与恐慌，影响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

    例如，在发生地震、洪水、火灾等自然灾害时，时间就是生命，政府需要迅速发布疏散指令、救援方案等，要求民众严格按照指令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向民众解释指令背后的复杂决策过程与专业依据，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导致民众因信息过载而产生混乱，影响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此时，“使民由之” 是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提高救援效率的最佳选择。

    （三）“由之” 与 “知之” 的互补：构建现代治理的良性循环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由之” 与 “知之” 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形成互补，构建起 “知之 — 参与 — 由之 — 再知之” 的良性循环，推动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一方面，“知之” 是 “由之” 的前提与基础。通过 “使民知之”，民众了解政策的相关信息，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能够增强对政策的认同度与

    “使民知之” 能够让民众充分了解政策的制定依据、目标导向与预期效益，理解政策背后的公共利益与长远价值，从而增强对政策的认同度。当民众认识到政策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能够为自己带来实际好处时，便会主动遵守政策，积极配合政策的执行，形成政策执行的强大合力。

努力，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5%（2023 年数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60%，民众的平均文化水平与认知能力得到了显着提升。

    （一）特殊情境下的 “使民由之”：效率与安全的优先考量

    （二）常态治理中的 “使民知之”：提升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教育的普及，不仅提升了民众的知识水平，更培养了民众的理性思维与批判意识。现代民众不再满足于简单地 “由之”—— 遵循政策与指令，而是希望 “知之”—— 了解政策制定的背景、依据、目标与影响，能够对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这种对 “知之” 的需求，既是教育普及的结果，也是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2. “使民知之” 增强民众对政策的认同度与遵守意愿

    中国自 2008 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来，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要求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宜公开的内容外，都应当向社会公开。政府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新闻发布会等多种渠道，及时、准确地向民众公开政策文件、财政预算、重大项目进展等信息，保障民众的知情权。

    虽然现代社会已经具备了 “使民知之” 的基础条件与制度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 “民可使由之” 在现代社会完全失去了价值。在复杂的社会治理中，“由之” 与 “知之” 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 ——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使民由之” 依然是必要的；而 “使民知之” 则是提升治理水平、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向。

    在面临紧急情况、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或复杂技术问题时，由于时间紧迫、信息不对称或专业知识门槛较高，“使民由之”—— 让民众遵循统一的指令与规范行事，往往是保障效率与安全的必要选择。

    四、辩证启示：现代社会治理中的 “由之” 与 “知之”

    例如，在城市规划领域，过去往往是政府部门制定规划方案后，直接向民众公示并执行；而现在，更多的城市会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网络征求意见等方式，让民众参与到规划制定的过程中，向民众详细解释规划方案的设计理念、功能定位与预期效益。民众通过参与这些过程，不仅了解了规划方案的相关信息，还能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提出修改建议，使规划方案更加科学、合理，更符合民众的利益。这种从 “由之” 到 “知之” 的转变，正是教育普及带来的社会进步的体现。

    （三）民主参与：“使民知之” 的实践路径

    再如，在涉及核安全、航空安全、生物医药等高度专业的领域，政策制定与执行需要依赖专业的知识与技术，普通民众难以在短时间内理解其中的复杂原理。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会组织专业的科研团队进行论证，确保政策的科学性与安全性；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要求相关企业、机构严格按照政策规范操作。此时，“使民由之”—— 让相关主体遵循专业的政策规范，是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

    需要强调的是，特殊情境下的 “使民由之”，并非否定 “使民知之”，而是在效率与安全优先的前提下，对 “知之” 的阶段性延迟。在紧急情况缓解后或专业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依然需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向民众解释相关指令与政策的依据、目标与影响，逐步实现 “使民知之”，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例如，在环境保护政策制定中，政府在推进垃圾分类政策时，通过社区宣传、电视广告、网络科普等多种方式，向民众详细解释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如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具体分类标准（如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区分方法）与投放要求。同时，政府还通过建立垃圾分类积分制度、开展垃圾分类知识竞赛等方式，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通过这些 “使民知之” 的措施，民众逐渐理解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掌握了垃圾分类的方法，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显着提高，垃圾分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有效的推进，为改善生态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