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3章 仍旧贯：论语中的守常与变通

[    【作者其乐自得提示：如果章节内容错乱的话，关掉阅读模式,关闭广告拦截即可正常】

]    在经济发展领域，“仍旧贯” 的智慧表现为坚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与商业伦理，同时根据技术进步与市场变化不断创新发展模式。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既要坚守诚信经营、质量为本、社会责任等根本原则，这是 “守常”；又要顺应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不断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

    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虽然时代背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闵子骞 “仍旧贯” 的智慧与儒家守常变通的治道理念，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我们都能看到 “仍旧贯” 智慧的生动践行，也能从守常与变通的辩证关系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闵子骞的 “仍旧贯” 与孔子的 “言必有中”，共同指向了儒家治道的核心命题 —— 守常与变通。守常，是坚守那些符合天道人伦、历经实践检验的根本原则与合理秩序；变通，是根据时代的发展与现实的变化，对具体的制度、方法进行适度的调整与革新。守常与变通，并非相互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 守常是变通的基础，变通是守常的延伸；没有守常，变通就会失去方向，陷入混乱；没有变通，守常就会变得僵化，阻碍发展。

    在基层治理中，“仍旧贯” 的智慧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地方在推进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等工作时，并非盲目推倒重来，而是在尊重当地传统习俗、文化特色、群众意愿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改革与创新。例如，一些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没有采取大规模商业化的改造方式，而是 “仍旧贯”，保留古村落的原有格局、建筑风貌与民俗文化，同时引入现代旅游、文化创意等元素，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双赢。这种做法，既坚守了文化传承的根本，又通过变通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正是 “仍旧贯” 智慧的现代体现。

具备，而是源于他对社会现实的长期观察与深入思考。他关注百姓的疾苦，关注国家的命运，能够从看似普通的工程中，看到其对社会全局的影响。这种将具体问题与社会现实、治政理念相结合的分析能力，让他的言论具备了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指导价值。

    相反，有些王朝由于未能处理好守常与变通的关系，最终走向了灭亡。隋炀帝时期，好大喜功，不顾百姓疾苦，大兴土木，修建大运河、三征高句丽，既违背了 “以民为本”“节用爱人” 的根本原则，又采取了过于激进的变革方式，导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频发，最终隋朝二世而亡。明末时期，统治者固守僵化的制度，不思变革，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依然坚持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政策，既未能坚守 “以民为本” 的根本，又缺乏变通的智慧，最终导致明朝灭亡。这些历史教训深刻地表明，正确处理守常与变通的关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言必有中” 的表现，是温和而坚定的言说方式与务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闵子骞提出 “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并非以强硬的态度反对重修长府，而是以一种商量、建议的语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种 “和悦而诤” 的言说方式，既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又避免了激化矛盾，体现了儒家 “和而不同” 的处世之道。同时，他的建议并非空泛的口号，而是具备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仍旧贯”，即维持长府的旧有规制，不进行大规模的重修。这种务实可行的建议，既考虑到了鲁国的实际情况，又符合百姓的利益，更容易被接受与采纳。相比之下，那些脱离实际、空喊口号的言论，即便言辞激烈，也难以产生实际的效果。

    五、古今映照：“仍旧贯” 智慧的现代践行

    四、守常与变通：儒家治道的永恒命题

    在文化传承上，守常与变通的辩证统一同样至关重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坚守文化的核心基因，是民族得以延续与发展的根本，这是守常；同时，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吸收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创新发展，这是变通。以儒家文化为例，其核心的 “仁、义、礼、智、信” 等价值观，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这是必须坚守的 “常”；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儒家文化也在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文化的精华，如汉代融合道家、阴阳家思想，宋明时期吸收佛教思想，形成了宋明理学，现代社会则将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西方先进文明成果相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这种文化上的守常与变通，让儒家文化既能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又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

    历史上，许多王朝的兴衰存亡，都与能否正确处理守常与变通的关系密切相关。西汉初期，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坚守 “以民为本”“休养生息” 的根本原则，这是守常；同时，根据汉初经济凋敝的现实，采取 “无为而治” 的政策，废除秦朝的苛法，轻徭薄赋，这是变通。正是这种守常与变通的结合，促成了 “文景之治” 的盛世局面。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坚守 “仁政”“纳谏” 的根本原则，这是守常；同时，完善科举制度，扩大统治基础，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变通。这种治政理念的实践，造就了 “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的辉煌。

    在政治治理领域，“仍旧贯” 的智慧体现为坚守执政为民的根本原则，同时根据时代发展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守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和使命，这是 “守常”；同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国情与实际，不断调整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推进改革开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 “变通”。例如，在经济发展方面，从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不断变革，但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始终没有改变。这种守常与变通的结合，让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闵子骞的 “言必有中”，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后世的治政者与士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_微~趣-小/说-网, ?最′新~章,节`更,新/快+在治政方面，它提醒治政者要时刻坚守道义原则，关注民生疾苦，具备敏锐的现实洞察力与审慎的变革态度。在言说方面，它告诫人们要谨言慎行，不说无意义的空话、大话，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用。在人格修养方面，它激励人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与认知能力，让自己的言论与行为都符合道义与实际。

    历史上，许多贤明的君主与治政者，都践行了 “言必有中” 的理念。西汉的汉文帝，深知秦末战乱后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因此采取 “无为而治” 的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当有人建议修建露台时，汉文帝计算了工程的耗费，认为 “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于是放弃了修建计划。他的这一决策，正是 “言必有中” 的体现 —— 洞察百姓疾苦，坚守节用爱人的原则，提出务实可行的政策。唐太宗李世民，虚心纳谏，鼓励大臣直言进谏。魏征等大臣常常犯颜直谏，提出许多切中要害的建议，如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等，这些建议都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唐太宗与魏征的君臣互动，正是 “言必有中” 与虚心纳谏的完美结合，展现了治政的最高境界。

    在现代社会，“言必有中” 的理念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政治领域，它要求决策者要深入调研、实事求是，制定符合国情与民生的政策，避免盲目决策与形式主义；在企业管理领域，它要求管理者要倾听员工的意见与建议，关注市场的变化与客户的需求，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在学术研究领域，它要求学者要立足现实、求真务实，提出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与解决方案，避免空洞的理论思辨；在日常生活中，它要求我们要谨言慎行，尊重他人，说话做事要考虑后果，做到言之有物、行之有果。

    在儒家看来，守常与变通的辩证统一，体现在治政的各个方面。在制度建设上，要坚守 “以民为本”“依法治国” 的根本原则，这是守常；同时，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化，对具体的制度进行修订与完善，这是变通。例如，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从夏商周的 “贡助彻”，到秦汉的 “编户齐民”，再到隋唐的 “租庸调制”、两宋的 “方田均税法”、明清的 “一条鞭法”“摊丁入亩”，虽然具体的征收方式不断变化，但 “轻徭薄赋”“公平税负” 的根本原则始终没有改变。这种制度上的变革，正是守常与变通的完美结合，既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又坚守了儒家的治政理念。

    儒家对守常与变通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孔子主张 “克己复礼”，坚守礼乐制度的精神内核，这是守常；但他也提出 “礼之用，和为贵”，强调礼的运用要灵活变通，符合实际情况，这是变通。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既坚守 “仁政” 的根本原则，又根据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提出了 “制民之产”“谨庠序之教” 等具体的政策主张，体现了守常与变通的统一。荀子则更加强调变通的重要性，他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但他同时也强调，变通不能违背根本原则，要 “本末相顺，终始相应”。

    在道德修养上，要坚守 “仁、义、礼、智、信” 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守常；同时，要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对道德的表现形式与实践方式进行调整，这是变通。例如，“孝” 是儒家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根本内涵是尊敬父母、关爱家人，这是守常；但在古代，“孝” 的表现形式可能是 “父母在，不远游”“丁忧三年” 等，而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孝” 的表现形式更多地体现为关心父母的身心健康、经常陪伴父母、尊重父母的意愿等。这种表现形式的变化，并非对“孝” 的根本内涵的背离，而是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对实践方式的灵活调整，使其更符合时代的需求。这种道德实践上的变通，让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能够跨越千年，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