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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比“酱缸文化”更严重。因为酱的黏度不大，容易清洗，而且没有人把搅酱缸当作一项日常消遣。“掏糨糊”在上海是日常消遣，俗称“白相相”。
我希望你们不要成为被教科书控制一辈子而放弃自我感觉的人，更不要成为思想僵滞却动辄“暴怒”的一群。
答:我可以试一试。我辞职之后二十多年，各种谣言没有断过。初一看，打手全在外地，细一看，根子全在上海。为什么不在上海把根子拔除？不可能，因为那些人全在“掏糨糊”。你可以向恶棍拔剑，可以对谤者怒斥，却怎么对付那一摊摊黏搭搭的糨糊？
问:清华大学的一个毕业生在卖炒粉，我们北大的一个毕业生在卖肉，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很多人说他们给学校丢脸。我并不这么看，但细细一想心里又不是滋味，很想听听秋雨老师的意见。
问: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大问题，现在该不该动手挖掘秦始皇的陵墓？有人说，现在经济力量和学术力量都已具备，可以挖掘了。有人说，永远不要去打扰它。秋雨老师的意见呢？
问:我明白了，这是不是有点儿像柏杨先生说过的“酱缸文化”？
答:你说错了。如果大学者、大科学家也变得像影视、体育明星那样广受媒体关注，世界就犯病了。请记住，受媒体关注是一种牺牲。只有章子怡、刘翔他们的牺牲，才有大学者、大科学家们的安静。
问:能不能多讲几句？
问:能否从您自己的经历中举几个实例，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上海文化？
答:即使从最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我也不能不重视中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文学艺术，更是气象大开，粗犷有力，直逼大地人心，重寻苍凉诗情，总体成就早已远超“五四”。我很少结交文人，但在当代小说家中却拥有莫言、贾平凹、冯骥才、余华、张炜等好友，与年长一代的张贤亮、王蒙也有交情。高行健、刘震云、马原、唐浩明、张欣、池莉都是朋友。结识的诗人有舒婷、杨炼、麦城、于坚。散文界的好友是周涛，我实在欣赏他牵着马缰、背靠大漠的男子汉情调。在港、台，金庸、白先勇、余光中都是我的好友。本来龙应台也是，曾与贾平凹一起结成“风格迥异三文友”，但她现在做了高官，那就很难继续成为好友了。对文学而言，太高的职位，是友情之墙。
问:在您的各种讲述中，与上海文化隔得很远。当然，您本来就远远超越了上海文化。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篇《越来越低的上海文化屋檐下》，把今天的上海文化嘲笑得无以复加。文章以为:“在巴金、谢晋、黄佐临、陈逸飞、胡伟民、程十发相继离世之后，上海文化已乏善可陈，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只剩下了一个余秋雨教授，却似乎又格格不入，已经很少有人把他与上海联系起来。”我想问的是，这种“格格不入”，是由于上海，还是由于您？
答:在教育大普及的时代，拿一张大学文凭太容易了。如果有勇气在毕业之后返回社会底层取得一番尘世历练，很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学历”。如果是人才，即使一辈子卖食品，也能创建一种高品质的经营模式。
问:我想请教一个现实的文化问题。为什么今天社会上，媒体追捧的都是章子怡、刘翔这样的明星，而不是大学者、大科学家？这是不是产生了文化重量的颠倒？
我有一种朦胧的预感，随着机器人和高清晰度遥感技术的发展，今后的考古发掘未必继续沿用大规模的开膛剖肚方式。再耐心等等吧。
我见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副局级巡视员（本单位没有正局级）”，后面这个括号就很有趣。很多名片上印着“国家一级演员”，我一直弄不明白“国家”两个字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指自己属于官方，拒绝文艺体制改革，还是指自己经过“国家级”评选？但据我所知，“国家”并没有设立过这样一个统一的评选机构。更奇怪的是，有“一级”必有“二级”，但那么多年来，我怎么从未见到过一张名片上印着“国家二级演员”？在北京还见到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艺界协会主席”，这倒比较轻松，因为是“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审定他。
问:我大致可以概括“掏糨糊”的几个特性了:不透明、无主题、无焦点、无责任人、无救助者。这样的概括可以吗？
问:又有人调查，说您辞职之后二十多年，居然没有见到过上海任何一任的“首长”，连在集体场合也没有。是他们不找您，还是您故意躲着？
这些年来我每次去纽约演讲，高龄的夏志清教授都会来听，而且每次都坐在第二排，后来我们两人也就成了好朋友。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说，我不喜欢由他老人家起头向华文世界推荐的钱锺书的小说，机智过露；我也不喜欢他起头推荐的张爱玲小说中那种太故意的慵滞和琐碎。说完我们都举起酒杯，高声大笑。
当代中国人的最大隐忧之一，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最大疑虑之一，不都是食品吗？那儿大有用武之地，坚持几年，可望大成。反之，自以为聪明的毕业生不敢面对“民之难题”、“国之难题”，只会拼凑那些谁也不会去读的论文，那才丢人呢！
答:“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一直都太夸张，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应该大大缩减。因为在中国现代，真正的好作品实在太少，大多处于比较幼稚的摸索阶段，又兼兵荒马乱，成果更是寥落。当然，应该容忍后人做出各种不同的判断。
答:责任全在我。
问:秋雨老师，您不能总是这么回答。我估计是上海文化界有点儿怕您，不是怕您尖锐，而是怕您天马行空般的壮举把他们比下去，所以不敢打扰您，是吗？
例如，几度全国盛传，我和妻子离婚了，后来终于找出其中一个上海造谣者。他似乎认识我们，在某个场合用平静的男低音叹了一句:“两人早就离了。”谣言闹大后他才轻轻一笑:“我是说他们早就离开了原来的职位。”
在这件事上我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真正有魅力的人，总是穿得简洁素雅。如果服装上加了很多花哨的东西，那一定是想掩盖一些什么。名片也是这样。
答:概括得不错。但当事情发生时，比你想象的更腻烦。这是旧上海“五方杂处、帮派横行”的环境中养成的小市民谋生哲学，现在上海在整体上已经与其告别，但在一些“无事生非”的领域，还在滋生，例如文化界。上海文化乏善可陈，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很多优秀人才都被这种糨糊吓跑了。我本人深受“掏糨糊”之害，只因老母还在上海，没有离开。
答:世上一切处于上升势头的行业都不热衷于评奖。评奖最起劲的，往往是一些陷入困境的角落。因此，如果你们今后频频得奖了，那就要考虑赶快改行。
答:（笑
答:责任全在我。
答:过于自信就会产生莽撞，人类不应该把最好奇的事情都在自己这一代手上做完。但是，“永远不要打扰”的说法也不妥，因为谁也没有权力发出隔代命令。
问:什么叫“掏糨糊”？
“掏糨糊”
答:凡是当代上海人，都懂。“糨糊”大家都知道，“掏”是动词，相当于“搅”。糨糊本来就不透明，一搅就更模糊了，怎么也看不清谁在搅，又是怎么搅的；糨糊越搅越黏，粘住了就很难清洗，而且很快就会风干；谁也不会来帮你擦掉，因为一擦，他也会被粘住……
问:有人调查了一下，自您辞职之后二十多年，上海的任何文化、艺术、学术会议上都见不到您。但是，您却一直生活在上海。按照我国现行的文化体制，上海断线了，北京的相关机构、各种荣誉也联结不到您了。为什么会是这样？
）那就多讲几句吧。我历来胆子极大，否则不会因为万里历险被国际媒体评为“当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但是，我却害怕上海文化界的“掏糨糊”，所以避之唯恐不及。
又如，整整十几年全国都根据一个上海文人的说法，批判我参加过一个“**写作组”，最后才发现那个写作组是周恩来总理布置成立的鲁迅研究
问:我们这里有很多教授喜欢把“博士生导师”当成头衔印在名片上，使国外来的教授大惑不解。秋雨老师怎么看中国千奇百怪的“名片文化”？
问:中国当代文学您关注吗？一般的印象，您非常宏观，只在乎屈原、司马迁、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您说过，中国现代文学中，只有鲁迅和沈从文表现出了一些文学才能，可惜中断创作的时间太早。出于这样等级的判断，您怎么会留意当代文学？
问:秋雨老师，在我国各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的分量都大大超重。这很奇怪，追溯原因，可能与前几十年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这门课不必有古文、外文的技术性难度有关。我想提一个现代文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不回答。前不久韩寒、陈丹青在电视上说，冰心、茅盾等人算不上文学大师，却被时代过誉了，结果遭到网民的暴怒攻击。对此您怎么看？
答:责任全在我。
古今的人，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保守。一九四七年他第二次从美国考察回来，在课堂上对欧洲现代建筑结构的几何化、抽象化和不可重复性，如包豪斯学派的主张，都很推崇。他如果晚生几十年，除了仍会着力保护古建筑外，还一定会设计出不少让你们大吃一惊的创新建筑，就像贝聿铭先生在巴黎做的那样。
答:中国文化历来重“名”，所谓“名正言顺”。但是，君子重名节，小人重名号。名片，本是交际活动中的一个小物件，却越来越成为“名号紧缩本”，展示着人们的不自信。
问:社会上有很多人一直都在为评奖而忙碌。他们把自己行业内的一个个奖项当作足球比赛的球门，整年都奔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而那些“裁判员”很可能是一个贪污受贿的昏庸群体。国际间的评奖，也充满了傲慢与偏见。我们这些人毕业后也会无奈地进入一次次评奖赛事，怎么办？
答:相反，是我有点儿怕他们。
] 答:比“酱缸文化”更严重。因为酱的黏度不大，容易清洗，而且没有人把搅酱缸当作一项日常消遣。“掏糨糊”在上海是日常消遣，俗称“白相相”。
我希望你们不要成为被教科书控制一辈子而放弃自我感觉的人，更不要成为思想僵滞却动辄“暴怒”的一群。
答:我可以试一试。我辞职之后二十多年，各种谣言没有断过。初一看，打手全在外地，细一看，根子全在上海。为什么不在上海把根子拔除？不可能，因为那些人全在“掏糨糊”。你可以向恶棍拔剑，可以对谤者怒斥，却怎么对付那一摊摊黏搭搭的糨糊？
问:清华大学的一个毕业生在卖炒粉，我们北大的一个毕业生在卖肉，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很多人说他们给学校丢脸。我并不这么看，但细细一想心里又不是滋味，很想听听秋雨老师的意见。
问: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大问题，现在该不该动手挖掘秦始皇的陵墓？有人说，现在经济力量和学术力量都已具备，可以挖掘了。有人说，永远不要去打扰它。秋雨老师的意见呢？
问:我明白了，这是不是有点儿像柏杨先生说过的“酱缸文化”？
答:你说错了。如果大学者、大科学家也变得像影视、体育明星那样广受媒体关注，世界就犯病了。请记住，受媒体关注是一种牺牲。只有章子怡、刘翔他们的牺牲，才有大学者、大科学家们的安静。
问:能不能多讲几句？
问:能否从您自己的经历中举几个实例，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上海文化？
答:即使从最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我也不能不重视中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文学艺术，更是气象大开，粗犷有力，直逼大地人心，重寻苍凉诗情，总体成就早已远超“五四”。我很少结交文人，但在当代小说家中却拥有莫言、贾平凹、冯骥才、余华、张炜等好友，与年长一代的张贤亮、王蒙也有交情。高行健、刘震云、马原、唐浩明、张欣、池莉都是朋友。结识的诗人有舒婷、杨炼、麦城、于坚。散文界的好友是周涛，我实在欣赏他牵着马缰、背靠大漠的男子汉情调。在港、台，金庸、白先勇、余光中都是我的好友。本来龙应台也是，曾与贾平凹一起结成“风格迥异三文友”，但她现在做了高官，那就很难继续成为好友了。对文学而言，太高的职位，是友情之墙。
问:在您的各种讲述中，与上海文化隔得很远。当然，您本来就远远超越了上海文化。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篇《越来越低的上海文化屋檐下》，把今天的上海文化嘲笑得无以复加。文章以为:“在巴金、谢晋、黄佐临、陈逸飞、胡伟民、程十发相继离世之后，上海文化已乏善可陈，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只剩下了一个余秋雨教授，却似乎又格格不入，已经很少有人把他与上海联系起来。”我想问的是，这种“格格不入”，是由于上海，还是由于您？
答:在教育大普及的时代，拿一张大学文凭太容易了。如果有勇气在毕业之后返回社会底层取得一番尘世历练，很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学历”。如果是人才，即使一辈子卖食品，也能创建一种高品质的经营模式。
问:我想请教一个现实的文化问题。为什么今天社会上，媒体追捧的都是章子怡、刘翔这样的明星，而不是大学者、大科学家？这是不是产生了文化重量的颠倒？
我有一种朦胧的预感，随着机器人和高清晰度遥感技术的发展，今后的考古发掘未必继续沿用大规模的开膛剖肚方式。再耐心等等吧。
我见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副局级巡视员（本单位没有正局级）”，后面这个括号就很有趣。很多名片上印着“国家一级演员”，我一直弄不明白“国家”两个字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指自己属于官方，拒绝文艺体制改革，还是指自己经过“国家级”评选？但据我所知，“国家”并没有设立过这样一个统一的评选机构。更奇怪的是，有“一级”必有“二级”，但那么多年来，我怎么从未见到过一张名片上印着“国家二级演员”？在北京还见到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艺界协会主席”，这倒比较轻松，因为是“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审定他。
问:我大致可以概括“掏糨糊”的几个特性了:不透明、无主题、无焦点、无责任人、无救助者。这样的概括可以吗？
问:又有人调查，说您辞职之后二十多年，居然没有见到过上海任何一任的“首长”，连在集体场合也没有。是他们不找您，还是您故意躲着？
这些年来我每次去纽约演讲，高龄的夏志清教授都会来听，而且每次都坐在第二排，后来我们两人也就成了好朋友。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说，我不喜欢由他老人家起头向华文世界推荐的钱锺书的小说，机智过露；我也不喜欢他起头推荐的张爱玲小说中那种太故意的慵滞和琐碎。说完我们都举起酒杯，高声大笑。
当代中国人的最大隐忧之一，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最大疑虑之一，不都是食品吗？那儿大有用武之地，坚持几年，可望大成。反之，自以为聪明的毕业生不敢面对“民之难题”、“国之难题”，只会拼凑那些谁也不会去读的论文，那才丢人呢！
答:“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一直都太夸张，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应该大大缩减。因为在中国现代，真正的好作品实在太少，大多处于比较幼稚的摸索阶段，又兼兵荒马乱，成果更是寥落。当然，应该容忍后人做出各种不同的判断。
答:责任全在我。
问:秋雨老师，您不能总是这么回答。我估计是上海文化界有点儿怕您，不是怕您尖锐，而是怕您天马行空般的壮举把他们比下去，所以不敢打扰您，是吗？
例如，几度全国盛传，我和妻子离婚了，后来终于找出其中一个上海造谣者。他似乎认识我们，在某个场合用平静的男低音叹了一句:“两人早就离了。”谣言闹大后他才轻轻一笑:“我是说他们早就离开了原来的职位。”
在这件事上我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真正有魅力的人，总是穿得简洁素雅。如果服装上加了很多花哨的东西，那一定是想掩盖一些什么。名片也是这样。
答:概括得不错。但当事情发生时，比你想象的更腻烦。这是旧上海“五方杂处、帮派横行”的环境中养成的小市民谋生哲学，现在上海在整体上已经与其告别，但在一些“无事生非”的领域，还在滋生，例如文化界。上海文化乏善可陈，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很多优秀人才都被这种糨糊吓跑了。我本人深受“掏糨糊”之害，只因老母还在上海，没有离开。
答:世上一切处于上升势头的行业都不热衷于评奖。评奖最起劲的，往往是一些陷入困境的角落。因此，如果你们今后频频得奖了，那就要考虑赶快改行。
答:（笑
答:责任全在我。
答:过于自信就会产生莽撞，人类不应该把最好奇的事情都在自己这一代手上做完。但是，“永远不要打扰”的说法也不妥，因为谁也没有权力发出隔代命令。
问:什么叫“掏糨糊”？
“掏糨糊”
答:凡是当代上海人，都懂。“糨糊”大家都知道，“掏”是动词，相当于“搅”。糨糊本来就不透明，一搅就更模糊了，怎么也看不清谁在搅，又是怎么搅的；糨糊越搅越黏，粘住了就很难清洗，而且很快就会风干；谁也不会来帮你擦掉，因为一擦，他也会被粘住……
问:有人调查了一下，自您辞职之后二十多年，上海的任何文化、艺术、学术会议上都见不到您。但是，您却一直生活在上海。按照我国现行的文化体制，上海断线了，北京的相关机构、各种荣誉也联结不到您了。为什么会是这样？
）那就多讲几句吧。我历来胆子极大，否则不会因为万里历险被国际媒体评为“当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但是，我却害怕上海文化界的“掏糨糊”，所以避之唯恐不及。
又如，整整十几年全国都根据一个上海文人的说法，批判我参加过一个“**写作组”，最后才发现那个写作组是周恩来总理布置成立的鲁迅研究
问:我们这里有很多教授喜欢把“博士生导师”当成头衔印在名片上，使国外来的教授大惑不解。秋雨老师怎么看中国千奇百怪的“名片文化”？
问:中国当代文学您关注吗？一般的印象，您非常宏观，只在乎屈原、司马迁、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您说过，中国现代文学中，只有鲁迅和沈从文表现出了一些文学才能，可惜中断创作的时间太早。出于这样等级的判断，您怎么会留意当代文学？
问:秋雨老师，在我国各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的分量都大大超重。这很奇怪，追溯原因，可能与前几十年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这门课不必有古文、外文的技术性难度有关。我想提一个现代文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不回答。前不久韩寒、陈丹青在电视上说，冰心、茅盾等人算不上文学大师，却被时代过誉了，结果遭到网民的暴怒攻击。对此您怎么看？
答:责任全在我。
古今的人，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保守。一九四七年他第二次从美国考察回来，在课堂上对欧洲现代建筑结构的几何化、抽象化和不可重复性，如包豪斯学派的主张，都很推崇。他如果晚生几十年，除了仍会着力保护古建筑外，还一定会设计出不少让你们大吃一惊的创新建筑，就像贝聿铭先生在巴黎做的那样。
答:中国文化历来重“名”，所谓“名正言顺”。但是，君子重名节，小人重名号。名片，本是交际活动中的一个小物件，却越来越成为“名号紧缩本”，展示着人们的不自信。
问:社会上有很多人一直都在为评奖而忙碌。他们把自己行业内的一个个奖项当作足球比赛的球门，整年都奔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而那些“裁判员”很可能是一个贪污受贿的昏庸群体。国际间的评奖，也充满了傲慢与偏见。我们这些人毕业后也会无奈地进入一次次评奖赛事，怎么办？
答:相反，是我有点儿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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