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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窗外的灯光，我看清了这些字。
我沿着施工便道走了一圈，路不平，都是碎石和泥土，鞋底踩上去咯吱咯吱的。走到工地东边的时候，看到不远处有一片空地，没有动工，也没有围挡，就那么荒着，长满了野草，最高的已经快一人高了。
我无心判断这话的真假。他在裴自苍身边做了那么多年，早练就了一身真假混说的本事，若真细细计较起来，未免也太耗神了。
到了公司楼下，我让司机先走，不用等我。
走廊很长，声控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又在身后一盏一盏地灭掉。
六月中的一天，我人在沈阳。下午约了工会的人谈买断方案的细则，午饭照例在厂区食堂吃的。吃到一半，手机响了。我看了眼来电显示，是周叔的电话。
那是握不住笔的痕迹。
大楼的门厅亮着灯，保安看见我，站起来叫了声季总，我说辛苦了，你忙你的。我靠着电梯壁，看着楼层数字一个一个往上跳，八楼，九楼，十楼，到顶层了。
裴自苍的人这次输的很不体面，依他的性格，断然不会轻易揭过。
有人过来敬酒，我说了些什么，记不太清了。大概是一些场面上的话，辛苦了，谢谢，以后继续。
“今天先不开了，”我说，“我回趟北京。”
小时候他教我写字，握住我的手，一笔一划地带着我写。他写字的习惯和旁人不同，起笔重，行笔快，收笔利落，横画有微微的上扬，竖画则直而挺。那时候他的字已经有了自己的气象，凛冽干脆。书法大家都说，他实在太有天赋。
填平之后，用锹背把土压实，又捧了一些碎土撒在上面。身边堆着挖出来的余土，我蹲下去，想把它拢到树根底下。手伸到土堆里，忽然碰到了什么硬的东西，圆圆的，小小的一粒。
“好了，我们小黑很漂亮。”我说。
我嘴里还嚼着东西，却怎么都咽不下去。
挂了电话，我坐在食堂里，面前的不锈钢餐盘里还剩半份米饭。窗口排队的工人还在等待，勺子和餐盘碰撞的声音，凳子在地上拖动的声响，有人在喊“师傅多打点肉呗，下午活可累呢。”
郑家杨笑了一下：“我倒是想，但你知道的，裴先生那边不是谁都能进的。”
林袖致在食堂门口等我，见我出来，迎上来：“下午两点半，工会那边……”
看着它长大，又看着它离开。
我蹲下来，慢慢地伸出手，手掌覆在它的背上。毛很软，但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密了，隔着皮毛能摸到底下的骨头，一根一根的，细瘦得很。我顺着它的脊背一遍一遍地抚，从头顶到尾尖，五指张开，把那些细小的浮毛拢起来。
穿过前厅，绕过影壁，沿着抄手游廊往后走，快到后院的时候我放慢了脚步。该做好的准备我都做好了，但现在快走到跟前了，我还是怕。
方案在董事会上过了之后，事情反而更多了。兰州那边的地要落实，东北厂区的评估要重做，工人安置的细则要一条一条地过。林袖致排了表，密密麻麻的，每一天都塞满了。我照着她排的行程走，开会，看现场，签字，见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每当飞机落地的时候常常要想一下自己是在哪儿。
我坐了一会儿，把筷子放平在餐盘上，端着餐盘走到回收处，倒了剩饭，把盘子摞好。
接下来的日子我都在忙产业迁移的事。
“小黑，”我听到自己哽咽的声音，“哥哥回来了。”
这个话题我接与不接都是坑，两相较量之下还是闭嘴更稳妥。
但眼前这三个字，是另一回事。
“雪”字最难看。
我走到办公室门口，按开指纹锁，办公室里的灯没开，只有窗外的城市夜景透进来一些光，把房间的轮廓照出来。
我看着茶杯里的茶叶浮浮沉沉，说：“郑总要是关心，不如自己去看看。”
第88章 疼死我了
“知道，”周叔说，“昨天夜里小黑就不太行了，不吃不喝，一直在喘。少爷让人抱到他屋里去了，从晚上十一点一直守到今天早上五点多。小黑是在少爷身边走的，后来少爷实在撑不住了，夫人心疼坏了，硬让医生打了针，少爷才睡下的。”
我扒开土，从里面摸出来两个拇指大小的玻璃瓶。瓶身落满了灰，但玻璃是透明的，能看见里面卷着的小纸条。瓶口用软木塞塞着，木塞已经干裂了，边缘翘起来，露出里面的蜡封。
了不少，记不清是第几杯了。酒是辣的，顺着喉咙下去，烧成一条线，到了胃里变成一团温热。眼前的东西开始有点晃，灯光的边缘晕开了，像隔着一层水汽看东西。
靠窗的位置摆了一张矮榻，上面铺着深蓝色的绒毯，小黑就被放在那上面。它的身体被摆成侧卧的姿势，四只爪子自然地蜷在胸前，脑袋微微偏着，像睡熟了一样。毛发被梳理过了，顺顺地贴着身体，但脊背和尾巴尖的毛色已经褪得很淡了，露出底下浅粉色的皮。
“少爷知道吗，”我问，“他见过了吗？”
司机开车送我到沈阳机场，路上个把小时。我靠着车窗，看着路两边大片大片的玉米地，玉米已经长起来了，绿油油的，不像上次来的时候那么空旷。到了机场，换登机牌，过安检，上飞机。沈阳飞北京只要一个多小时，闭一会儿眼就到了。
六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兰州。新区那边已经动工了，土地平整基本完成，打桩机正在打地基。工地上一片忙碌，尘土飞扬，工人戴着安全帽在脚手架之间来回穿梭，机器的轰鸣声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
“谢谢郑总，”我说，“有需要的话，我会开口的。”
我说好。
她看了我一眼，没问为什么，应了一声，转身去打电话。
谢谢，谢谢你再一次为我的人生添彩。
“裴”字的“衣”部写得散开了，左边的撇和右边的捺不在一条线上，各自朝不同的方向倾斜。下面的“非”部就更乱了，左边那一竖歪得厉害，几乎要倒向右边的笔画里，右边那一竖又太短，不成比例，整根竖像是写到一半就没了力气，仓促地收住了。
他给我倒了一杯茶，也不寒暄，开门见山：“季总，裴先生最近怎么样？”
郑家杨没必要在这事上故意为难，也就跟着换了话题：“季总，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有些话我还是想说。重工西迁这个事，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拦不住。今天请你来，也不是为了翻旧账。事已至此，西北那边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这边可以出人出力。”
我只记得自己走出去的时候，是扶着墙走的，电梯到了，门打开，我走进去，按了一楼。
“季先生，小黑快不行了，”没等我回应，他又急急说，“家里意思是不让我给您打这个电话，但我想…还是得跟您说一声。”
到裴家老宅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周叔在门口等我，看见我的车，往前迎了两步。他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只是侧开身子让我进去。
果然，一周之后，郑家杨组了个局，约在朝阳公园附近的一家茶室。地方偏，不临街，七拐八拐才能找着。我到的时候郑家杨已经到了，他坐在靠窗的位置，心情看上去不错。
他笑着点头，又说了些关于西北政策的事。我起身告辞的时候，他忽然在我身后说了一句：“季总，照顾好自己。”
这是最后一面了，我的一生都在失去，所以更懂得如何告别。我把它的头轻轻托起来，搁在自己的手心里。将它身上的浮毛梳干净了，又用手掌把它的毛压平，捋顺，让它看起来体面一些。
项目负责人带着我在工地转了一圈，现场有条不紊，比我预想的进度要快。工程部负责人在旁边汇报：“地基已经打完了三分之一，钢结构的预制件在厂里生产着，下个月可以开始吊装。如果情况好的话，年底之前主体结构能封顶。”
我在院里找了块空地，坑挖了大约两尺深。我把它放进去的时候，它的耳朵碰了一下坑壁，沾了一点湿泥。我伸手把那点泥擦掉了，再一捧一捧地把土盖上去。土是凉的，掺着雨水，攥在手心里能捏成团。填到一半的时候，我停下来，看着那团灰白色的毛慢慢被泥土覆盖，一点一点看不见了。
记忆一下子倒回去，哗地一下。那年我七岁，学堂手工课上拿了两个漂流瓶回来，兴奋得不行，拉着少爷一人写了一个愿望。我们趴在桌子上，他用钢笔，我拿铅笔，各自写完，谁也不让谁看，塞进瓶子里，跑到后院，说要埋进土里，等
自从那件事后，陈伯便不再与我联系，与裴家这边的牵扯，大多通过周叔。
“我知道了。”
它比我想象的轻。十九年的重量，到了最后，也不过是这么一把骨头。我用一只手托住它的背，另一只手托住它的后腿，把它贴着自己的胸口。它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下巴搁在我的锁骨处，这个姿势它以前最喜欢，每次我这样抱它，它就把脑袋往我脖子里钻。
陆心心走的时候把文件留在了桌上，信封，担保函，还有那份授权委托书。
它不会再应了，不会再把脑袋转过来了，也不会用湿漉漉的鼻尖碰我的手了。我把手放在它的背上，感觉着掌心底下那一点冰凉的温度一点一点地透上来。十九年，初见时，它眼睛都没睁开，小小的哆嗦成一团，我拿自己的棉袄给它裹了个窝。它夜里叫，我就把它挪到枕头边上，侧过身用手指蹭它的下巴。
谢谢，谢谢你又在我人生的关键节点上，帮了我一次。
上半部分的“雨”字头，横折钩写得像一条扭曲的蚯蚓，竖和横折之间的连接处有一道明显的断痕，像是笔离开了纸面，然后重新落下去，但没有对准原来的位置。下面三横一竖，最简单的结构，却被写成了三根歪歪扭扭的线条，长短不一，间距不等。最后一横的末端，笔尖在纸上拖了很长一段，留下一条细细的尾巴，然后才被提起来。
] 接着窗外的灯光，我看清了这些字。
我沿着施工便道走了一圈，路不平，都是碎石和泥土，鞋底踩上去咯吱咯吱的。走到工地东边的时候，看到不远处有一片空地，没有动工，也没有围挡，就那么荒着，长满了野草，最高的已经快一人高了。
我无心判断这话的真假。他在裴自苍身边做了那么多年，早练就了一身真假混说的本事，若真细细计较起来，未免也太耗神了。
到了公司楼下，我让司机先走，不用等我。
走廊很长，声控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又在身后一盏一盏地灭掉。
六月中的一天，我人在沈阳。下午约了工会的人谈买断方案的细则，午饭照例在厂区食堂吃的。吃到一半，手机响了。我看了眼来电显示，是周叔的电话。
那是握不住笔的痕迹。
大楼的门厅亮着灯，保安看见我，站起来叫了声季总，我说辛苦了，你忙你的。我靠着电梯壁，看着楼层数字一个一个往上跳，八楼，九楼，十楼，到顶层了。
裴自苍的人这次输的很不体面，依他的性格，断然不会轻易揭过。
有人过来敬酒，我说了些什么，记不太清了。大概是一些场面上的话，辛苦了，谢谢，以后继续。
“今天先不开了，”我说，“我回趟北京。”
小时候他教我写字，握住我的手，一笔一划地带着我写。他写字的习惯和旁人不同，起笔重，行笔快，收笔利落，横画有微微的上扬，竖画则直而挺。那时候他的字已经有了自己的气象，凛冽干脆。书法大家都说，他实在太有天赋。
填平之后，用锹背把土压实，又捧了一些碎土撒在上面。身边堆着挖出来的余土，我蹲下去，想把它拢到树根底下。手伸到土堆里，忽然碰到了什么硬的东西，圆圆的，小小的一粒。
“好了，我们小黑很漂亮。”我说。
我嘴里还嚼着东西，却怎么都咽不下去。
挂了电话，我坐在食堂里，面前的不锈钢餐盘里还剩半份米饭。窗口排队的工人还在等待，勺子和餐盘碰撞的声音，凳子在地上拖动的声响，有人在喊“师傅多打点肉呗，下午活可累呢。”
郑家杨笑了一下：“我倒是想，但你知道的，裴先生那边不是谁都能进的。”
林袖致在食堂门口等我，见我出来，迎上来：“下午两点半，工会那边……”
看着它长大，又看着它离开。
我蹲下来，慢慢地伸出手，手掌覆在它的背上。毛很软，但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密了，隔着皮毛能摸到底下的骨头，一根一根的，细瘦得很。我顺着它的脊背一遍一遍地抚，从头顶到尾尖，五指张开，把那些细小的浮毛拢起来。
穿过前厅，绕过影壁，沿着抄手游廊往后走，快到后院的时候我放慢了脚步。该做好的准备我都做好了，但现在快走到跟前了，我还是怕。
方案在董事会上过了之后，事情反而更多了。兰州那边的地要落实，东北厂区的评估要重做，工人安置的细则要一条一条地过。林袖致排了表，密密麻麻的，每一天都塞满了。我照着她排的行程走，开会，看现场，签字，见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每当飞机落地的时候常常要想一下自己是在哪儿。
我坐了一会儿，把筷子放平在餐盘上，端着餐盘走到回收处，倒了剩饭，把盘子摞好。
接下来的日子我都在忙产业迁移的事。
“小黑，”我听到自己哽咽的声音，“哥哥回来了。”
这个话题我接与不接都是坑，两相较量之下还是闭嘴更稳妥。
但眼前这三个字，是另一回事。
“雪”字最难看。
我走到办公室门口，按开指纹锁，办公室里的灯没开，只有窗外的城市夜景透进来一些光，把房间的轮廓照出来。
我看着茶杯里的茶叶浮浮沉沉，说：“郑总要是关心，不如自己去看看。”
第88章 疼死我了
“知道，”周叔说，“昨天夜里小黑就不太行了，不吃不喝，一直在喘。少爷让人抱到他屋里去了，从晚上十一点一直守到今天早上五点多。小黑是在少爷身边走的，后来少爷实在撑不住了，夫人心疼坏了，硬让医生打了针，少爷才睡下的。”
我扒开土，从里面摸出来两个拇指大小的玻璃瓶。瓶身落满了灰，但玻璃是透明的，能看见里面卷着的小纸条。瓶口用软木塞塞着，木塞已经干裂了，边缘翘起来，露出里面的蜡封。
了不少，记不清是第几杯了。酒是辣的，顺着喉咙下去，烧成一条线，到了胃里变成一团温热。眼前的东西开始有点晃，灯光的边缘晕开了，像隔着一层水汽看东西。
靠窗的位置摆了一张矮榻，上面铺着深蓝色的绒毯，小黑就被放在那上面。它的身体被摆成侧卧的姿势，四只爪子自然地蜷在胸前，脑袋微微偏着，像睡熟了一样。毛发被梳理过了，顺顺地贴着身体，但脊背和尾巴尖的毛色已经褪得很淡了，露出底下浅粉色的皮。
“少爷知道吗，”我问，“他见过了吗？”
司机开车送我到沈阳机场，路上个把小时。我靠着车窗，看着路两边大片大片的玉米地，玉米已经长起来了，绿油油的，不像上次来的时候那么空旷。到了机场，换登机牌，过安检，上飞机。沈阳飞北京只要一个多小时，闭一会儿眼就到了。
六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兰州。新区那边已经动工了，土地平整基本完成，打桩机正在打地基。工地上一片忙碌，尘土飞扬，工人戴着安全帽在脚手架之间来回穿梭，机器的轰鸣声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
“谢谢郑总，”我说，“有需要的话，我会开口的。”
我说好。
她看了我一眼，没问为什么，应了一声，转身去打电话。
谢谢，谢谢你再一次为我的人生添彩。
“裴”字的“衣”部写得散开了，左边的撇和右边的捺不在一条线上，各自朝不同的方向倾斜。下面的“非”部就更乱了，左边那一竖歪得厉害，几乎要倒向右边的笔画里，右边那一竖又太短，不成比例，整根竖像是写到一半就没了力气，仓促地收住了。
他给我倒了一杯茶，也不寒暄，开门见山：“季总，裴先生最近怎么样？”
郑家杨没必要在这事上故意为难，也就跟着换了话题：“季总，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有些话我还是想说。重工西迁这个事，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拦不住。今天请你来，也不是为了翻旧账。事已至此，西北那边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这边可以出人出力。”
我只记得自己走出去的时候，是扶着墙走的，电梯到了，门打开，我走进去，按了一楼。
“季先生，小黑快不行了，”没等我回应，他又急急说，“家里意思是不让我给您打这个电话，但我想…还是得跟您说一声。”
到裴家老宅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周叔在门口等我，看见我的车，往前迎了两步。他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只是侧开身子让我进去。
果然，一周之后，郑家杨组了个局，约在朝阳公园附近的一家茶室。地方偏，不临街，七拐八拐才能找着。我到的时候郑家杨已经到了，他坐在靠窗的位置，心情看上去不错。
他笑着点头，又说了些关于西北政策的事。我起身告辞的时候，他忽然在我身后说了一句：“季总，照顾好自己。”
这是最后一面了，我的一生都在失去，所以更懂得如何告别。我把它的头轻轻托起来，搁在自己的手心里。将它身上的浮毛梳干净了，又用手掌把它的毛压平，捋顺，让它看起来体面一些。
项目负责人带着我在工地转了一圈，现场有条不紊，比我预想的进度要快。工程部负责人在旁边汇报：“地基已经打完了三分之一，钢结构的预制件在厂里生产着，下个月可以开始吊装。如果情况好的话，年底之前主体结构能封顶。”
我在院里找了块空地，坑挖了大约两尺深。我把它放进去的时候，它的耳朵碰了一下坑壁，沾了一点湿泥。我伸手把那点泥擦掉了，再一捧一捧地把土盖上去。土是凉的，掺着雨水，攥在手心里能捏成团。填到一半的时候，我停下来，看着那团灰白色的毛慢慢被泥土覆盖，一点一点看不见了。
记忆一下子倒回去，哗地一下。那年我七岁，学堂手工课上拿了两个漂流瓶回来，兴奋得不行，拉着少爷一人写了一个愿望。我们趴在桌子上，他用钢笔，我拿铅笔，各自写完，谁也不让谁看，塞进瓶子里，跑到后院，说要埋进土里，等
自从那件事后，陈伯便不再与我联系，与裴家这边的牵扯，大多通过周叔。
“我知道了。”
它比我想象的轻。十九年的重量，到了最后，也不过是这么一把骨头。我用一只手托住它的背，另一只手托住它的后腿，把它贴着自己的胸口。它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下巴搁在我的锁骨处，这个姿势它以前最喜欢，每次我这样抱它，它就把脑袋往我脖子里钻。
陆心心走的时候把文件留在了桌上，信封，担保函，还有那份授权委托书。
它不会再应了，不会再把脑袋转过来了，也不会用湿漉漉的鼻尖碰我的手了。我把手放在它的背上，感觉着掌心底下那一点冰凉的温度一点一点地透上来。十九年，初见时，它眼睛都没睁开，小小的哆嗦成一团，我拿自己的棉袄给它裹了个窝。它夜里叫，我就把它挪到枕头边上，侧过身用手指蹭它的下巴。
谢谢，谢谢你又在我人生的关键节点上，帮了我一次。
上半部分的“雨”字头，横折钩写得像一条扭曲的蚯蚓，竖和横折之间的连接处有一道明显的断痕，像是笔离开了纸面，然后重新落下去，但没有对准原来的位置。下面三横一竖，最简单的结构，却被写成了三根歪歪扭扭的线条，长短不一，间距不等。最后一横的末端，笔尖在纸上拖了很长一段，留下一条细细的尾巴，然后才被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