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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为竹林七贤核心的阮籍在处世之道上就要比嵇康灵活多了。阮籍三岁丧父，家境清苦，但少年阮籍十分好学，酷爱研习儒家诗书，常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做人的榜样。阮籍成年后又开始崇奉老庄之学，看到正始年间司马氏与曹氏争权夺利的景象，阮籍采取的是在政治上谨慎避祸、明哲保身的态度。然而阮籍毕竟有很深的儒学根底，内心深处常怀济世之志，所以正始初年，阮籍便已出仕，在时任太尉的蒋济府中做掾属。当阮籍逐渐看到曹氏和司马家争斗得越发激烈，感觉时局越来越险恶时，便以生病为由辞官归家。其实阮籍的内心是倾向于曹魏皇室的，所以后来又做了曹爽的参军。直到曹爽被灭族，司马氏独掌朝纲后，阮籍觉得世事不可为，曹家恐怕是无力回天了，于是索性或闭门读书，或游山临水，时常痛饮一番之后酣醉不醒，对朝政之事绝口不言。阮籍虽然保持沉默，可并不拒绝做官。高平陵事件后，阮籍先是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后来又分别在司马师、司马昭的府中任从事中郎。从事中郎算是主官的近臣，随侍左右，属于可闲可忙的职位。阮籍是既要明哲保身，又要常伴于最高掌权者身侧，毕竟阮籍出身清贫，这份俸禄和待遇还是阮籍十分需要的。后来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赏，就连阮籍这样无关痛痒之人都被赐爵关内侯。虽然关内侯只是个虚职，但却享受一定数量的食邑，这恰恰是阮籍想要的，既不用干活担责任，又能享有待遇，何乐而不为呢？放到现在，这种只想躺平混日子的官员是一定要被清理整顿的。阮籍后来又任步兵校尉一职，步兵校尉是中央朝廷的属官，但不像散骑常侍那样与皇帝走的很近；虽然是武职，但不掌兵权，不会给司马家造成压力，引起司马氏的猜忌。这种职务实在太适合阮籍这样不想作为之人，所以阮籍在步兵校尉的位子上一干六、七年，时人都称呼其为阮步兵。有了这么舒适的职位待遇，阮籍更加过起了虚无放诞，纵酒豪饮的快乐日子。司马家的心腹钟会多次探问阮籍对时政的看法，阮籍一见钟会就摆酒款待，然后把自己喝得酣醉后便躲了过去，钟会每每拿阮籍却毫无办法。阮籍的文学造诣同样很高，著有自述诗集《咏怀诗》八十二首，在三曹四言诗的基础上撰写出五言诗，为后世组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阮籍也是魏晋玄学的重要人物之一，写有《通老论》、《达庄论》等这样充满哲学思辨的文章，其深层含义反映出阮籍对现实的失望以及对生命无常的感慨。阮籍只有在与那些竹林朋友们聚会时便显出崇尚自然，排斥名教的通达观念，显得离经叛道。可一旦回到现实中来，阮籍则绝不与当权者作对，或进行巧妙闪躲，或借酒醉装傻充愣。阮籍对司马氏绝不像嵇康那样采取硬顶的态度，而只是一种消极的不合作，是以庄老的手法应对官场的世俗。直至最后司马昭晋封晋公时要求阮籍写劝进表，阮籍不得已竟然边喝酒边草拟文稿以示敷衍。然而，阮籍在写劝进表两个月后就发病身亡，谁说阮籍之死不是因违背初心却又不得已而为之导致内心的愤懑郁结呢？尽管阮籍比嵇康的行为处事更加灵活洒脱，但在司马家族的高压统治之下，不得不说两人都属于竹林七贤中悲情式的人物。
竹林七贤是指起自正始年间（公元240年-公元249年）的一批文人名士，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和阮咸七人。七个人因时常在嵇康的居所山阳县外的一片竹林中饮酒聚会、吟诗纵歌，所以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当年汉献帝禅位于曹丕后被贬为山阳公，其封地就在山阳，即今天河南焦作修武县一带。竹林七贤中又以嵇康、阮籍、山涛为核心人物。竹林七贤互为好友，常常在竹林之下纵酒高歌，肆意酣畅。七人是当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沿袭了以何晏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之风，认同庄老，竟事清谈，又在何晏等人以无为本的观点之上主张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也就是超越儒家各种伦理纲常的束缚，追求人之本性的自由发展。这些人在生活中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竹林，清谈时政，常常对当局，特别是司马家的很多做法加以褒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妄议中央，言论中流露出相当的自由化倾向。七贤都有很高的文学素养，继承了建安时期的文学精神，他们的笔下不再将文学诗歌作为谈经讲义的工具，而是借助比兴、寄托、象征等文学写作手法隐晦而曲折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反映出在政治斗争激烈而残酷的环境下，当时社会中一部分文人士大夫所具有的文学特点以及通过诗文所表达出的思想倾向。
阮籍还有个侄子阮咸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与叔叔阮籍一起并称‘大小阮’。阮咸也是个放浪形骸，不拘礼节，好酒狂饮之人，时常与叔父遨游山林，参加一些名士举办的活动，所以才会被拉进竹林。阮咸在仕途上基本是一塌糊涂，后来的晋武帝认为阮咸沉溺饮酒，言行虚浮，所以根本不为当朝重用。阮咸的特长在于妙解音律，善弹琵琶，算得上是魏晋时期一位杰出的音乐家，著有《律议》一书，后来有人把改良后的琵琶就命名为阮咸。
新城一战的胜利使得魏国安定下来，更进一步稳固了司马家族在魏国的权力基础。在后司马懿时代，许多人一开始对司马兄弟接班掌权是持怀疑，甚至是否定态度的。正好东兴之战中，魏国七万人马败给了东吴老将丁奉的三千吴军，于是更多人认为司马氏不具备统辖军政的能力，之所以司马家族现在手握重权，完全是靠他们的老子司马懿玩弄权术，以及在高平陵事件前后的血腥清洗而获得的。没想到在接下来的合肥新城保卫战中，吴国的二十万兵马在张特的三千守军面前又一败涂地，这当然要归功于守将张特的智勇顽强，同时与司马氏运筹帷幄、掌控战场全局的能力也不无关系，甚至新城一战的整体战略还要高于东兴之战中吴军的战术水平，这不得不让天下人对司马家族的能力重新刮目相看。但司马师一直以来总觉得父亲去世后，自己虽然接掌了父亲手中的一切权力，可并非所有朝臣都对新朝表示顺从，不时还会有不和谐的声音传到司马师的耳朵里，所以继续保持对朝局的高压状态看来是十分必要的。其实，这样的不和谐早在司马懿在世时就一直存在，而到了正始年间，也就是司马家同以曹爽为代表的曹氏宗亲明争暗斗，愈演愈烈之时，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已经开始对司马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了，这批人中有些便出自魏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中真正的老大哥非山涛莫属，山涛直到正始年间四十岁上才进入仕途。早年，山涛家贫，却表现的卓尔不群很有器量。随着年龄的增长，山涛渐渐喜好庄老，常常隐居乡里，并不轻易表露自己的志向。在这段时间里，山涛与嵇康、阮籍等过从甚密，逐渐发展为竹林好友。直到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灭了曹爽集团，山涛索性归隐不问世事。巧的是，山涛有个远房姑姑正是司马懿原配夫人张春华的母亲，如此一来，山涛与司马家多少有了些亲戚关系。山涛从来以气度超群而与众不同，给人一种质素深广的印象。司马师后来见到山涛便说：“吕望欲仕邪？”意思是当世吕望要做官吧，可见在司马师眼中将山涛看作是姜子牙一般的人物，这样的评价实在够高。山涛是个很有见识之人，虽然之前信奉庄老，但在高平陵事件后，山涛觉得与其消极避世，不如做些实事，通过自己的才识去改变这个世界，即所谓治世为本，老庄为用，以为国做事的心态，用庄老无为和顺应自然作为处世之道，比起嵇康、阮籍等人的不作为态度，山涛的见地显然高人一筹。于是山涛被举为秀才，这时的秀才指的是具备优秀才干之人，并不是后世科举考试中的等级学位称号。山涛之后从郎中转为骠骑将军
七贤之中的核心嵇康出身官宦，父亲嵇昭官至治书侍御史，兄长嵇喜历任太仆、扬州刺史、宗正等职。嵇康幼年聪颖，博览群书，成年后喜读道家著作，崇尚庄老，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破除礼法约束。本人向往出世生活，不愿入仕为官。嵇康早年迎娶了曹操的孙女长乐亭主为妻，也算是曹魏宗室的女婿。而玄学人物何晏的老婆是曹操的女儿，是嵇康老婆的姑姑，这样何晏、嵇康二人便成了拐弯亲，两人时常走动，估计在玄学庄老方面也没少切磋。嵇康应该是受到了何晏的影响，在何晏思想的启发下又对玄学理论有所发展。在司马氏与曹氏激烈争斗之时，嵇康自然不会站在司马家的立场行事，但因为自己人微言轻，所以嵇康干脆选择避世不合作的态度，宁愿去做一名贤人隐士。嵇康曾经喜欢进山采药，有人遇见他都以为是遇到了神仙。山中隐士孙登就曾对嵇康说：“你性情刚烈而有才气，这如何能免去灾祸呢？”也有隐士王烈评价嵇康是拥有非凡的志趣却总是怀才不遇。但嵇康的怀才不遇完全是因为自己对当朝的不合作态度所造成的，后来的当权者司马昭一开始并没有因为嵇康是曹家的孙女婿，何晏的内侄女婿而有所怠慢，曾试图礼聘嵇康来自己的幕府做官，可嵇康实在是不给面子，一个人跑到河东郡躲避征辟，即使司马家的红人钟会前去拜访嵇康，也同样遭到冷遇。嵇康如此不识抬举，最终引发了司马昭的忌恨，后在钟会的谗言陷害之下，嵇康遭到处斩，一代名士竟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不禁令人唏嘘。不过司马氏针对的只是嵇康个人，并未牵涉嵇康的家人。嵇康的兄长嵇喜后来还得到司马家重用，成了司马昭次子司马攸的幕僚。有人觉得嵇康才华横溢，有仙风道骨，如此丢了性命的确令人惋惜。嵇康被处斩行刑时，有三千太学学生为其请愿赦免，司马昭当然没有同意。嵇康死前还不忘抚琴一曲《广陵散》，留给后世多少绕梁余音。但也有人说，嵇康并不是什么儒雅之士，本人好酒，清谈怪论，没有真正的治世才能。更令人惊奇的是，嵇康喜好打铁，一身腱子肉，乍看上去跟个健身房教练似的，很难想象嵇康的仙风道骨会是何种模样。但嵇康的才华为人所共知，本人擅长诗赋、文学、书法、绘画，在音乐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这样一位琴棋书画的型男还喜欢养生，甚至著有《养生论》一书。可惜，嵇康的性格中独独缺少为人治世的务实风格，追求自然，随心任性，绝不向权贵低头。嵇康的内心显然是矛盾的，既然崇尚庄老，讲求清静无为，又何必对当局立场鲜明地不予合作呢？即使嵇康不能算是曹氏、何晏一党，却终究为信奉传统儒家思想的统治阶层所不容。
] 同样为竹林七贤核心的阮籍在处世之道上就要比嵇康灵活多了。阮籍三岁丧父，家境清苦，但少年阮籍十分好学，酷爱研习儒家诗书，常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做人的榜样。阮籍成年后又开始崇奉老庄之学，看到正始年间司马氏与曹氏争权夺利的景象，阮籍采取的是在政治上谨慎避祸、明哲保身的态度。然而阮籍毕竟有很深的儒学根底，内心深处常怀济世之志，所以正始初年，阮籍便已出仕，在时任太尉的蒋济府中做掾属。当阮籍逐渐看到曹氏和司马家争斗得越发激烈，感觉时局越来越险恶时，便以生病为由辞官归家。其实阮籍的内心是倾向于曹魏皇室的，所以后来又做了曹爽的参军。直到曹爽被灭族，司马氏独掌朝纲后，阮籍觉得世事不可为，曹家恐怕是无力回天了，于是索性或闭门读书，或游山临水，时常痛饮一番之后酣醉不醒，对朝政之事绝口不言。阮籍虽然保持沉默，可并不拒绝做官。高平陵事件后，阮籍先是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后来又分别在司马师、司马昭的府中任从事中郎。从事中郎算是主官的近臣，随侍左右，属于可闲可忙的职位。阮籍是既要明哲保身，又要常伴于最高掌权者身侧，毕竟阮籍出身清贫，这份俸禄和待遇还是阮籍十分需要的。后来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赏，就连阮籍这样无关痛痒之人都被赐爵关内侯。虽然关内侯只是个虚职，但却享受一定数量的食邑，这恰恰是阮籍想要的，既不用干活担责任，又能享有待遇，何乐而不为呢？放到现在，这种只想躺平混日子的官员是一定要被清理整顿的。阮籍后来又任步兵校尉一职，步兵校尉是中央朝廷的属官，但不像散骑常侍那样与皇帝走的很近；虽然是武职，但不掌兵权，不会给司马家造成压力，引起司马氏的猜忌。这种职务实在太适合阮籍这样不想作为之人，所以阮籍在步兵校尉的位子上一干六、七年，时人都称呼其为阮步兵。有了这么舒适的职位待遇，阮籍更加过起了虚无放诞，纵酒豪饮的快乐日子。司马家的心腹钟会多次探问阮籍对时政的看法，阮籍一见钟会就摆酒款待，然后把自己喝得酣醉后便躲了过去，钟会每每拿阮籍却毫无办法。阮籍的文学造诣同样很高，著有自述诗集《咏怀诗》八十二首，在三曹四言诗的基础上撰写出五言诗，为后世组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阮籍也是魏晋玄学的重要人物之一，写有《通老论》、《达庄论》等这样充满哲学思辨的文章，其深层含义反映出阮籍对现实的失望以及对生命无常的感慨。阮籍只有在与那些竹林朋友们聚会时便显出崇尚自然，排斥名教的通达观念，显得离经叛道。可一旦回到现实中来，阮籍则绝不与当权者作对，或进行巧妙闪躲，或借酒醉装傻充愣。阮籍对司马氏绝不像嵇康那样采取硬顶的态度，而只是一种消极的不合作，是以庄老的手法应对官场的世俗。直至最后司马昭晋封晋公时要求阮籍写劝进表，阮籍不得已竟然边喝酒边草拟文稿以示敷衍。然而，阮籍在写劝进表两个月后就发病身亡，谁说阮籍之死不是因违背初心却又不得已而为之导致内心的愤懑郁结呢？尽管阮籍比嵇康的行为处事更加灵活洒脱，但在司马家族的高压统治之下，不得不说两人都属于竹林七贤中悲情式的人物。
竹林七贤是指起自正始年间（公元240年-公元249年）的一批文人名士，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和阮咸七人。七个人因时常在嵇康的居所山阳县外的一片竹林中饮酒聚会、吟诗纵歌，所以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当年汉献帝禅位于曹丕后被贬为山阳公，其封地就在山阳，即今天河南焦作修武县一带。竹林七贤中又以嵇康、阮籍、山涛为核心人物。竹林七贤互为好友，常常在竹林之下纵酒高歌，肆意酣畅。七人是当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沿袭了以何晏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之风，认同庄老，竟事清谈，又在何晏等人以无为本的观点之上主张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也就是超越儒家各种伦理纲常的束缚，追求人之本性的自由发展。这些人在生活中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竹林，清谈时政，常常对当局，特别是司马家的很多做法加以褒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妄议中央，言论中流露出相当的自由化倾向。七贤都有很高的文学素养，继承了建安时期的文学精神，他们的笔下不再将文学诗歌作为谈经讲义的工具，而是借助比兴、寄托、象征等文学写作手法隐晦而曲折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反映出在政治斗争激烈而残酷的环境下，当时社会中一部分文人士大夫所具有的文学特点以及通过诗文所表达出的思想倾向。
阮籍还有个侄子阮咸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与叔叔阮籍一起并称‘大小阮’。阮咸也是个放浪形骸，不拘礼节，好酒狂饮之人，时常与叔父遨游山林，参加一些名士举办的活动，所以才会被拉进竹林。阮咸在仕途上基本是一塌糊涂，后来的晋武帝认为阮咸沉溺饮酒，言行虚浮，所以根本不为当朝重用。阮咸的特长在于妙解音律，善弹琵琶，算得上是魏晋时期一位杰出的音乐家，著有《律议》一书，后来有人把改良后的琵琶就命名为阮咸。
新城一战的胜利使得魏国安定下来，更进一步稳固了司马家族在魏国的权力基础。在后司马懿时代，许多人一开始对司马兄弟接班掌权是持怀疑，甚至是否定态度的。正好东兴之战中，魏国七万人马败给了东吴老将丁奉的三千吴军，于是更多人认为司马氏不具备统辖军政的能力，之所以司马家族现在手握重权，完全是靠他们的老子司马懿玩弄权术，以及在高平陵事件前后的血腥清洗而获得的。没想到在接下来的合肥新城保卫战中，吴国的二十万兵马在张特的三千守军面前又一败涂地，这当然要归功于守将张特的智勇顽强，同时与司马氏运筹帷幄、掌控战场全局的能力也不无关系，甚至新城一战的整体战略还要高于东兴之战中吴军的战术水平，这不得不让天下人对司马家族的能力重新刮目相看。但司马师一直以来总觉得父亲去世后，自己虽然接掌了父亲手中的一切权力，可并非所有朝臣都对新朝表示顺从，不时还会有不和谐的声音传到司马师的耳朵里，所以继续保持对朝局的高压状态看来是十分必要的。其实，这样的不和谐早在司马懿在世时就一直存在，而到了正始年间，也就是司马家同以曹爽为代表的曹氏宗亲明争暗斗，愈演愈烈之时，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已经开始对司马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了，这批人中有些便出自魏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中真正的老大哥非山涛莫属，山涛直到正始年间四十岁上才进入仕途。早年，山涛家贫，却表现的卓尔不群很有器量。随着年龄的增长，山涛渐渐喜好庄老，常常隐居乡里，并不轻易表露自己的志向。在这段时间里，山涛与嵇康、阮籍等过从甚密，逐渐发展为竹林好友。直到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灭了曹爽集团，山涛索性归隐不问世事。巧的是，山涛有个远房姑姑正是司马懿原配夫人张春华的母亲，如此一来，山涛与司马家多少有了些亲戚关系。山涛从来以气度超群而与众不同，给人一种质素深广的印象。司马师后来见到山涛便说：“吕望欲仕邪？”意思是当世吕望要做官吧，可见在司马师眼中将山涛看作是姜子牙一般的人物，这样的评价实在够高。山涛是个很有见识之人，虽然之前信奉庄老，但在高平陵事件后，山涛觉得与其消极避世，不如做些实事，通过自己的才识去改变这个世界，即所谓治世为本，老庄为用，以为国做事的心态，用庄老无为和顺应自然作为处世之道，比起嵇康、阮籍等人的不作为态度，山涛的见地显然高人一筹。于是山涛被举为秀才，这时的秀才指的是具备优秀才干之人，并不是后世科举考试中的等级学位称号。山涛之后从郎中转为骠骑将军
七贤之中的核心嵇康出身官宦，父亲嵇昭官至治书侍御史，兄长嵇喜历任太仆、扬州刺史、宗正等职。嵇康幼年聪颖，博览群书，成年后喜读道家著作，崇尚庄老，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破除礼法约束。本人向往出世生活，不愿入仕为官。嵇康早年迎娶了曹操的孙女长乐亭主为妻，也算是曹魏宗室的女婿。而玄学人物何晏的老婆是曹操的女儿，是嵇康老婆的姑姑，这样何晏、嵇康二人便成了拐弯亲，两人时常走动，估计在玄学庄老方面也没少切磋。嵇康应该是受到了何晏的影响，在何晏思想的启发下又对玄学理论有所发展。在司马氏与曹氏激烈争斗之时，嵇康自然不会站在司马家的立场行事，但因为自己人微言轻，所以嵇康干脆选择避世不合作的态度，宁愿去做一名贤人隐士。嵇康曾经喜欢进山采药，有人遇见他都以为是遇到了神仙。山中隐士孙登就曾对嵇康说：“你性情刚烈而有才气，这如何能免去灾祸呢？”也有隐士王烈评价嵇康是拥有非凡的志趣却总是怀才不遇。但嵇康的怀才不遇完全是因为自己对当朝的不合作态度所造成的，后来的当权者司马昭一开始并没有因为嵇康是曹家的孙女婿，何晏的内侄女婿而有所怠慢，曾试图礼聘嵇康来自己的幕府做官，可嵇康实在是不给面子，一个人跑到河东郡躲避征辟，即使司马家的红人钟会前去拜访嵇康，也同样遭到冷遇。嵇康如此不识抬举，最终引发了司马昭的忌恨，后在钟会的谗言陷害之下，嵇康遭到处斩，一代名士竟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不禁令人唏嘘。不过司马氏针对的只是嵇康个人，并未牵涉嵇康的家人。嵇康的兄长嵇喜后来还得到司马家重用，成了司马昭次子司马攸的幕僚。有人觉得嵇康才华横溢，有仙风道骨，如此丢了性命的确令人惋惜。嵇康被处斩行刑时，有三千太学学生为其请愿赦免，司马昭当然没有同意。嵇康死前还不忘抚琴一曲《广陵散》，留给后世多少绕梁余音。但也有人说，嵇康并不是什么儒雅之士，本人好酒，清谈怪论，没有真正的治世才能。更令人惊奇的是，嵇康喜好打铁，一身腱子肉，乍看上去跟个健身房教练似的，很难想象嵇康的仙风道骨会是何种模样。但嵇康的才华为人所共知，本人擅长诗赋、文学、书法、绘画，在音乐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这样一位琴棋书画的型男还喜欢养生，甚至著有《养生论》一书。可惜，嵇康的性格中独独缺少为人治世的务实风格，追求自然，随心任性，绝不向权贵低头。嵇康的内心显然是矛盾的，既然崇尚庄老，讲求清静无为，又何必对当局立场鲜明地不予合作呢？即使嵇康不能算是曹氏、何晏一党，却终究为信奉传统儒家思想的统治阶层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