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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国的司马炎是以孝治天下，吴国的孙皓却是杀人不眨眼。东吴散骑常侍王蕃气度不凡，博览群书，曾依据张衡的理论，重制浑天仪。王蕃为人清雅，不会低声下气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有时难免违逆孙皓的意旨，孙皓因而感到不快。中书丞陈声是孙皓身边的近臣，看到吴主不悦便乘机谗言毁谤王蕃。五官中郎将丁忠出使晋国回来后，孙皓大会群臣。席间，王蕃饮酒大醉倒在了地上，孙皓觉得王蕃对自己不敬，很不高兴，命人将其抬了出去。过了一会，孙皓又想起王蕃就把他找了回来，想看看到底什么情况。结果王蕃回来后，虽然酒未全醒，但仍能保持庄严的姿态，气度依旧。孙浩一看大怒，刚才还躺地上，现在就没事儿了，这王蕃分明是故意对君主不敬，于是喝令左右将王蕃于大殿之下斩首。又令左右亲随抛掷王蕃的首级，像虎狼一样争抢，王蕃的首级被作践得直至碎裂，孙皓的变态行为实在令人发指。丁忠回来后曾建议孙皓，说晋国的司马炎刚刚登基，正忙着尽孝道呢，没有做战争准备，吴国可以趁机出兵袭取弋阳（今河南潢川县西北），弋阳属豫州，毗邻吴地。孙皓问群臣的意见，镇西大将军陆凯就说：“北方新近吞并了巴、蜀，曾遣使前来聘问，这并不是向我们示弱，不过是想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罢了。敌人正在强势之中，我方若想侥幸取胜，恐怕没什么好处啊。”陆凯是陆逊的族侄，名将陆抗的族兄，时任荆州牧，总督巴丘（今湖南岳阳市）。车骑将军刘纂接着说道：“自古打仗用兵，从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如果晋国出现空隙，又怎能放弃机会呢？不如先派出线人，暗中观察晋国的形势。”刘纂是吴国驸马，而且先后娶过两位孙权的女儿，算是驸马连任了。孙皓综合了陆凯、刘纂两人的意见后想了想，决定暂不出兵，但却表示从此和晋国断绝关系，并暗中向北方派出谍报。孙皓有点像后世的明成祖朱棣，都有点神经质，都喜欢使用暴力，同时也能讲政治，懂军事。当然孙皓是暴力有余，政治军事水平就比朱棣差远了，所以朱棣能够成就永乐盛世，孙皓却只能自嗨。公元266年，孙皓又改年号为宝鼎，任命陆凯为左丞相，万彧为右丞相。孙皓平时很讨厌别人盯着他看，群臣朝见孙皓时，都没人敢抬眼看他。大家心说，正好，谁他妈愿意看你，看这孙子一眼，没准脑袋就没了。陆凯见状便奏说：“君臣之间没有互不相识的道理，如万一发生意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陆凯这样说似乎别有寓意，孙皓也知道陆氏一族是江南大族，历代为国家重臣，所以陆凯的话孙皓还是要考虑考虑。于是孙皓允许陆凯看他，但别人依旧不行。孙皓这小子心理严重扭曲，所以才有常人难以理解的言行举止，这与他青少年时时刻处于危险境地的遭遇不无关系。当年，孙峻令孙和自尽，但没有灭族。如果灭族，孙皓作为孙和的长子便首当其冲，跑都跑不了。此事想想都后怕，这也在孙皓的内心形成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个侥幸逃离死亡的人便用嗜杀来平复内心的恐惧。
由于孙皓迁都武昌，物资供给都需要下游的扬州地区来完成。从扬州必须逆长江而上向国都所在的荆州提供所需，搞得百姓异常辛苦。而孙皓又穷奢极欲，好讲排场，用度巨大。结果没过多久，国家和百姓都变得穷困匮乏起来。陆凯又上书言道：“目前国家周边没有战事，当务之急在于修养民力，积蓄财富。如果还没有发生灾难民力便已耗尽，还没做什么事情国库便已空虚，臣为此感到深深的不安呐。过去汉室衰微，三国鼎立，现在曹、刘均因失道而被晋国占有，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臣虽愚昧，只求为陛下珍惜国家而已。武昌土地贫瘠且多石，非王者之都，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在武昌居。’由此看来，民心与天意一目了然啊。现在国家积蓄不足一年，民众离散，心怀怨言，国家就像大树一样渐渐暴露了根基，各级官吏又苛责暴敛不知体恤百姓。吴大帝（孙权）时，后宫女子及各种织工不足百人。可景帝（孙休）以来，人数便达到上千，资财耗费严重。且陛下左右之人的使用并非恰当，他们拉帮结派，陷害忠良，都是些误国害民之徒。臣请陛下减省繁重的徭役，停止苛责扰民，裁减宫人，清选百官，则上承天意，下顺民心，国家可长治久安矣。”好嘛，陆凯是真敢说，就差让孙皓下罪己诏了。要是换了别人早死十回了，还是惨死。可孙皓尽管不爱听，却也没把陆凯怎么样，看来背后有大族撑腰就是硬气。自孙权建国以来，陆家先后出了两位丞相，即陆逊、陆凯，有五人封侯，各级将军也有十多位，家族实力的确兴盛，任谁也会有所忌惮。当然陆凯并不是真的要孙皓难堪，而是真心实意加以规劝。孙皓身边的佞臣没少对陆凯诽谤中伤，但陆凯却不以为意，依然故我，一心只为国家着想，对孙皓的规谏从不做任何掩饰，孙皓只得忍着。
公元266年十月，吴郡永安县（今浙江德清县）人施但因不堪忍受吴国繁重的征敛，在永安山中啸聚山林，领导数千人发动起义。正好孙皓有个异母弟孙谦受封永安侯，居住于永安、乌程一带。施但于是挟持孙谦离开乌程，打着从孙和陵墓上拿走的鼓吹伞盖，带着孙谦前往建业，打算拥立其为吴国之主，队伍很快到达了距离建业三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当时孙皓已经迁都武昌，留守建业的是吴国御史大夫丁固及右将军诸葛靓。施但以孙谦的名义派人去招降丁固、诸葛靓，结果诸葛靓杀了来人后与丁固率兵出击，在牛屯（今江苏苏州西南）一带大破施但。施但的手下就是一群流民，连兵器铠甲都残缺不全，与吴军交手后一触即溃。兵败后，施但不知所踪，只剩下孙谦被吴军俘获。丁固、诸葛靓不知如何处置孙谦，只得把情况上报给武昌的孙皓。孙皓得知消息后异常兴奋，老子正闲得慌呢，这下又可以杀人了。本着把事情做绝的原则，孙皓诏令孙谦饮鸩自尽，连带着孙谦的母亲，也就是父亲孙和的一个妃子也一并处决。之前有术士对孙皓说，‘荆州王气破扬州，于建业不利’，这也是孙皓之所以迁都武昌的原因之
公元265年，华夏大地之上还剩下两个国家-晋国和吴国。晋国灭掉了蜀国便三分天下有其二，司马炎在这一年受禅登基后改元泰始，晋朝也从这一年开始载入史册。而吴国的孙皓在这一年中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州），改元甘露。两国的力量对比尽管非常悬殊，但在两位皇帝刚刚上位之时，互相之间都在观望，一时出现了短暂的和平。
泰始二年（公元266年）二月，司马炎继解除了对曹魏宗室的禁锢之后，进一步解除对汉代刘姓宗室的禁锢。当然，对汉宗室的禁锢出自曹魏，到司马炎这里予以废除，所以刘禅等人的晚年过得还是不错的。司马昭去世后，晋国臣民依照礼制服丧三日。三日之后，司马炎随众人一起除去丧服，但心情依然十分沉痛，所以戴白冠，吃素食。时值司马昭去世一周年之际，司马炎准备拜谒父亲的陵寝，群臣于是上奏说，秋暑未退，恐皇帝过于哀伤而损害身体。司马炎的意思却是，能够瞻仰先人陵墓，身体、精神自然就会好。又下诏说：“汉文帝不使全天下都为其哀悼，这已经达到帝王谦逊的顶点了。要拜见先人陵墓，怎能忍心不穿丧服！朕应当穿丧服从行，群臣可依旧制行事。”汉文帝刘恒当年曾在遗诏中说，国家的守丧期不必太长。他死后，天下臣民只守孝三天，不禁止百姓正常的生活需要。应该穿九个月丧服的人，穿半个月就行。该穿三个月丧服的人，只穿七天就好。汉文帝讲求无为而治，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民如子的皇帝。现在司马炎的意思就是，自己要穿丧服去祭拜父亲，群臣则依汉文旧制，可不穿丧服。尚书令裴秀见司马炎如此便上奏说：“陛下已经除去丧服现在又穿上，这样做缺少礼法依据。如果君主穿丧服而臣下却不穿，众臣实在于心不安啊。”驸马都尉傅玄也认为，如果皇帝不除丧服而天下尽除，那岂不是只有父子，没有君臣的行为了。裴秀出自河东裴氏，是晋朝开国八公之一，在司马昭尚未定下世子人选时，裴秀极力推崇司马炎，为司马炎上位立下大功。傅玄父母早亡，出身孤贫，却发奋读书。正始年间，傅玄依附司马氏，著有《魏书》一书。司马炎登基后，傅玄受封男爵加驸马都尉，负责朝廷的谏议之事，批驳曹魏后期虚无放诞的社会风气之人正是傅玄。现在司马炎听到两位近臣的意见后再次下诏说：“朕总觉得如果不穿丧服就不能表达朕对父亲深切的哀思，既然诸位一片殷殷之意，朕不应该再违背众意了。”于是司马炎同意，不再穿丧服祭奠先人。看上去，如何治丧在晋朝立国后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司马炎好像也没必要在穿不穿丧服一事上过于纠结。其实，这正体现出了司马炎立国后的政治理念，即主张以孝治天下。因为司马氏从司马师开始废立皇帝，到司马昭弑杀皇帝，再到司马炎逼皇帝禅位，一切行为都是不忠的表现，所以司马家无法打出‘以忠治天下’的口号。很多人以为，自古忠孝一体不分家，故而司马家向臣民们灌输的是一种能孝必忠的思想，一个人只要孝顺父母，必会忠于君王。因而司马炎就要以身作则，这样才可以向天下展示出自己以孝为本的治国情怀。
晋国在名义上继承了魏国的正朔，因而政治制度也沿袭了曹魏模式，不过司马炎尝试着做出一些改变。曹魏后期，受魏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以及玄学名士们浮华的生活方式影响，浮夸虚无的社会风气充斥在朝廷内外，人们对于社会事务缺乏公正清明的评论。司马炎针对此种弊病，率先提倡仁厚节俭的行事作风，将宫中许多珠玩器物拿出来赏赐给王公及以下官吏，以表明自己并不看重这些东西。禁止乐府、百戏以及使用雕饰华丽的游猎器具，以示不能玩物丧志。同时，缩减了各郡国向京城供应的物资，从而减轻了各地百姓的负担。司马炎并没有挟晋国灭蜀之威便张牙舞爪、急功近利，除了出于巩固司马家统治而大肆封王之外，司马炎的其它各项举措反而表现得十分收敛。司马炎明白，晋国的基业始自祖父司马懿，父亲司马昭又成就了灭蜀的丰功伟绩，到自己这里，要想建立功业、青史留名，就必须成就华夏一统，缔造一个海晏河清的清平世界。此时革命尚未成功，江南地区还有个虎视眈眈的变态狂孙皓，这小子可是不按常理出牌。吴国在南方早已根深蒂固，不是一早一夕可以剪灭的。司马炎就是要用宽仁节俭来对比孙皓的暴戾奢靡，以求争取民心。
] 晋国的司马炎是以孝治天下，吴国的孙皓却是杀人不眨眼。东吴散骑常侍王蕃气度不凡，博览群书，曾依据张衡的理论，重制浑天仪。王蕃为人清雅，不会低声下气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有时难免违逆孙皓的意旨，孙皓因而感到不快。中书丞陈声是孙皓身边的近臣，看到吴主不悦便乘机谗言毁谤王蕃。五官中郎将丁忠出使晋国回来后，孙皓大会群臣。席间，王蕃饮酒大醉倒在了地上，孙皓觉得王蕃对自己不敬，很不高兴，命人将其抬了出去。过了一会，孙皓又想起王蕃就把他找了回来，想看看到底什么情况。结果王蕃回来后，虽然酒未全醒，但仍能保持庄严的姿态，气度依旧。孙浩一看大怒，刚才还躺地上，现在就没事儿了，这王蕃分明是故意对君主不敬，于是喝令左右将王蕃于大殿之下斩首。又令左右亲随抛掷王蕃的首级，像虎狼一样争抢，王蕃的首级被作践得直至碎裂，孙皓的变态行为实在令人发指。丁忠回来后曾建议孙皓，说晋国的司马炎刚刚登基，正忙着尽孝道呢，没有做战争准备，吴国可以趁机出兵袭取弋阳（今河南潢川县西北），弋阳属豫州，毗邻吴地。孙皓问群臣的意见，镇西大将军陆凯就说：“北方新近吞并了巴、蜀，曾遣使前来聘问，这并不是向我们示弱，不过是想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罢了。敌人正在强势之中，我方若想侥幸取胜，恐怕没什么好处啊。”陆凯是陆逊的族侄，名将陆抗的族兄，时任荆州牧，总督巴丘（今湖南岳阳市）。车骑将军刘纂接着说道：“自古打仗用兵，从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如果晋国出现空隙，又怎能放弃机会呢？不如先派出线人，暗中观察晋国的形势。”刘纂是吴国驸马，而且先后娶过两位孙权的女儿，算是驸马连任了。孙皓综合了陆凯、刘纂两人的意见后想了想，决定暂不出兵，但却表示从此和晋国断绝关系，并暗中向北方派出谍报。孙皓有点像后世的明成祖朱棣，都有点神经质，都喜欢使用暴力，同时也能讲政治，懂军事。当然孙皓是暴力有余，政治军事水平就比朱棣差远了，所以朱棣能够成就永乐盛世，孙皓却只能自嗨。公元266年，孙皓又改年号为宝鼎，任命陆凯为左丞相，万彧为右丞相。孙皓平时很讨厌别人盯着他看，群臣朝见孙皓时，都没人敢抬眼看他。大家心说，正好，谁他妈愿意看你，看这孙子一眼，没准脑袋就没了。陆凯见状便奏说：“君臣之间没有互不相识的道理，如万一发生意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陆凯这样说似乎别有寓意，孙皓也知道陆氏一族是江南大族，历代为国家重臣，所以陆凯的话孙皓还是要考虑考虑。于是孙皓允许陆凯看他，但别人依旧不行。孙皓这小子心理严重扭曲，所以才有常人难以理解的言行举止，这与他青少年时时刻处于危险境地的遭遇不无关系。当年，孙峻令孙和自尽，但没有灭族。如果灭族，孙皓作为孙和的长子便首当其冲，跑都跑不了。此事想想都后怕，这也在孙皓的内心形成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个侥幸逃离死亡的人便用嗜杀来平复内心的恐惧。
由于孙皓迁都武昌，物资供给都需要下游的扬州地区来完成。从扬州必须逆长江而上向国都所在的荆州提供所需，搞得百姓异常辛苦。而孙皓又穷奢极欲，好讲排场，用度巨大。结果没过多久，国家和百姓都变得穷困匮乏起来。陆凯又上书言道：“目前国家周边没有战事，当务之急在于修养民力，积蓄财富。如果还没有发生灾难民力便已耗尽，还没做什么事情国库便已空虚，臣为此感到深深的不安呐。过去汉室衰微，三国鼎立，现在曹、刘均因失道而被晋国占有，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臣虽愚昧，只求为陛下珍惜国家而已。武昌土地贫瘠且多石，非王者之都，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在武昌居。’由此看来，民心与天意一目了然啊。现在国家积蓄不足一年，民众离散，心怀怨言，国家就像大树一样渐渐暴露了根基，各级官吏又苛责暴敛不知体恤百姓。吴大帝（孙权）时，后宫女子及各种织工不足百人。可景帝（孙休）以来，人数便达到上千，资财耗费严重。且陛下左右之人的使用并非恰当，他们拉帮结派，陷害忠良，都是些误国害民之徒。臣请陛下减省繁重的徭役，停止苛责扰民，裁减宫人，清选百官，则上承天意，下顺民心，国家可长治久安矣。”好嘛，陆凯是真敢说，就差让孙皓下罪己诏了。要是换了别人早死十回了，还是惨死。可孙皓尽管不爱听，却也没把陆凯怎么样，看来背后有大族撑腰就是硬气。自孙权建国以来，陆家先后出了两位丞相，即陆逊、陆凯，有五人封侯，各级将军也有十多位，家族实力的确兴盛，任谁也会有所忌惮。当然陆凯并不是真的要孙皓难堪，而是真心实意加以规劝。孙皓身边的佞臣没少对陆凯诽谤中伤，但陆凯却不以为意，依然故我，一心只为国家着想，对孙皓的规谏从不做任何掩饰，孙皓只得忍着。
公元266年十月，吴郡永安县（今浙江德清县）人施但因不堪忍受吴国繁重的征敛，在永安山中啸聚山林，领导数千人发动起义。正好孙皓有个异母弟孙谦受封永安侯，居住于永安、乌程一带。施但于是挟持孙谦离开乌程，打着从孙和陵墓上拿走的鼓吹伞盖，带着孙谦前往建业，打算拥立其为吴国之主，队伍很快到达了距离建业三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当时孙皓已经迁都武昌，留守建业的是吴国御史大夫丁固及右将军诸葛靓。施但以孙谦的名义派人去招降丁固、诸葛靓，结果诸葛靓杀了来人后与丁固率兵出击，在牛屯（今江苏苏州西南）一带大破施但。施但的手下就是一群流民，连兵器铠甲都残缺不全，与吴军交手后一触即溃。兵败后，施但不知所踪，只剩下孙谦被吴军俘获。丁固、诸葛靓不知如何处置孙谦，只得把情况上报给武昌的孙皓。孙皓得知消息后异常兴奋，老子正闲得慌呢，这下又可以杀人了。本着把事情做绝的原则，孙皓诏令孙谦饮鸩自尽，连带着孙谦的母亲，也就是父亲孙和的一个妃子也一并处决。之前有术士对孙皓说，‘荆州王气破扬州，于建业不利’，这也是孙皓之所以迁都武昌的原因之
公元265年，华夏大地之上还剩下两个国家-晋国和吴国。晋国灭掉了蜀国便三分天下有其二，司马炎在这一年受禅登基后改元泰始，晋朝也从这一年开始载入史册。而吴国的孙皓在这一年中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州），改元甘露。两国的力量对比尽管非常悬殊，但在两位皇帝刚刚上位之时，互相之间都在观望，一时出现了短暂的和平。
泰始二年（公元266年）二月，司马炎继解除了对曹魏宗室的禁锢之后，进一步解除对汉代刘姓宗室的禁锢。当然，对汉宗室的禁锢出自曹魏，到司马炎这里予以废除，所以刘禅等人的晚年过得还是不错的。司马昭去世后，晋国臣民依照礼制服丧三日。三日之后，司马炎随众人一起除去丧服，但心情依然十分沉痛，所以戴白冠，吃素食。时值司马昭去世一周年之际，司马炎准备拜谒父亲的陵寝，群臣于是上奏说，秋暑未退，恐皇帝过于哀伤而损害身体。司马炎的意思却是，能够瞻仰先人陵墓，身体、精神自然就会好。又下诏说：“汉文帝不使全天下都为其哀悼，这已经达到帝王谦逊的顶点了。要拜见先人陵墓，怎能忍心不穿丧服！朕应当穿丧服从行，群臣可依旧制行事。”汉文帝刘恒当年曾在遗诏中说，国家的守丧期不必太长。他死后，天下臣民只守孝三天，不禁止百姓正常的生活需要。应该穿九个月丧服的人，穿半个月就行。该穿三个月丧服的人，只穿七天就好。汉文帝讲求无为而治，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民如子的皇帝。现在司马炎的意思就是，自己要穿丧服去祭拜父亲，群臣则依汉文旧制，可不穿丧服。尚书令裴秀见司马炎如此便上奏说：“陛下已经除去丧服现在又穿上，这样做缺少礼法依据。如果君主穿丧服而臣下却不穿，众臣实在于心不安啊。”驸马都尉傅玄也认为，如果皇帝不除丧服而天下尽除，那岂不是只有父子，没有君臣的行为了。裴秀出自河东裴氏，是晋朝开国八公之一，在司马昭尚未定下世子人选时，裴秀极力推崇司马炎，为司马炎上位立下大功。傅玄父母早亡，出身孤贫，却发奋读书。正始年间，傅玄依附司马氏，著有《魏书》一书。司马炎登基后，傅玄受封男爵加驸马都尉，负责朝廷的谏议之事，批驳曹魏后期虚无放诞的社会风气之人正是傅玄。现在司马炎听到两位近臣的意见后再次下诏说：“朕总觉得如果不穿丧服就不能表达朕对父亲深切的哀思，既然诸位一片殷殷之意，朕不应该再违背众意了。”于是司马炎同意，不再穿丧服祭奠先人。看上去，如何治丧在晋朝立国后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司马炎好像也没必要在穿不穿丧服一事上过于纠结。其实，这正体现出了司马炎立国后的政治理念，即主张以孝治天下。因为司马氏从司马师开始废立皇帝，到司马昭弑杀皇帝，再到司马炎逼皇帝禅位，一切行为都是不忠的表现，所以司马家无法打出‘以忠治天下’的口号。很多人以为，自古忠孝一体不分家，故而司马家向臣民们灌输的是一种能孝必忠的思想，一个人只要孝顺父母，必会忠于君王。因而司马炎就要以身作则，这样才可以向天下展示出自己以孝为本的治国情怀。
晋国在名义上继承了魏国的正朔，因而政治制度也沿袭了曹魏模式，不过司马炎尝试着做出一些改变。曹魏后期，受魏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以及玄学名士们浮华的生活方式影响，浮夸虚无的社会风气充斥在朝廷内外，人们对于社会事务缺乏公正清明的评论。司马炎针对此种弊病，率先提倡仁厚节俭的行事作风，将宫中许多珠玩器物拿出来赏赐给王公及以下官吏，以表明自己并不看重这些东西。禁止乐府、百戏以及使用雕饰华丽的游猎器具，以示不能玩物丧志。同时，缩减了各郡国向京城供应的物资，从而减轻了各地百姓的负担。司马炎并没有挟晋国灭蜀之威便张牙舞爪、急功近利，除了出于巩固司马家统治而大肆封王之外，司马炎的其它各项举措反而表现得十分收敛。司马炎明白，晋国的基业始自祖父司马懿，父亲司马昭又成就了灭蜀的丰功伟绩，到自己这里，要想建立功业、青史留名，就必须成就华夏一统，缔造一个海晏河清的清平世界。此时革命尚未成功，江南地区还有个虎视眈眈的变态狂孙皓，这小子可是不按常理出牌。吴国在南方早已根深蒂固，不是一早一夕可以剪灭的。司马炎就是要用宽仁节俭来对比孙皓的暴戾奢靡，以求争取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