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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五月，曹髦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还有散骑常侍王业，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的屈辱，今天我要与你们一起出宫讨伐他。”王沈是司空王昶的侄子，王昶这时已经去世，生前被朝廷任命为司空。王沈做侍中时，常与裴秀、钟会等人陪曹髦切磋学问，是皇帝的近臣，但这几位也都是司马昭的人，所以皇帝的一举一动尽在司马昭掌握之中。王经曾经担任魏国的雍州刺史，还曾与西蜀姜维较量过，但被击败。朝廷看王经军事不行，后来将其调回洛阳任职尚书。王业任职散骑常侍，此前名不见经传。和曹髦进行密谋的就是这三王，王经当时就说：“古时鲁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专权，讨伐失败而出走，丢掉了国家，为天下人所耻笑。如今权柄尽在司马氏手中已经很久了，朝廷内外都为其效命，惘然不顾逆顺之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宫中缺少宿卫，兵力寡弱，陛下没有可用之人呐。若一意孤行，就像是想要治病却害病更深啊。这样的祸患实在无法预测，请陛下三思。”王经虽然军事不行，但不能以卵击石的道理还是明白的。不想曹髦从怀中掏出一份黄绢诏书扔在地上说：“就这样决定了。纵然死了有何可怕？何况不一定会死呐！”曹髦说完便进了后宫去禀告太后。三王被晾在了这里，王沈、王业两人立即决定要向司马昭报告此事，本打算拉上王经一同出首，但王经就是不去。二王心说，都什么时候了，你爱去不去吧，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去，于是两人一溜烟向司马昭府中奔去。这边的曹髦从后宫出来后，拔出宝剑挥舞着登上辇车，率领正在宫中值班的侍卫们和一群奴仆向宫门外冲去。此时正在东止车门值守的是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司马伷远远地就见一伙乱七八糟的人呼喊着向自己这边冲了过来，为首的正是在辇车上舞动宝剑的皇帝曹髦。司马伷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于是命手下士兵上前拦阻。等曹髦一众来到近前，见有人敢阻拦，曹髦的左右便大声
魏甘露四年（公元259年）正月，四处传说魏国境内有多处地方的水井中见到有龙出现，群臣都以为是吉祥的象征。曹髦却说：“龙代表君主之德，可现在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却屈居于水井之中，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啊。”曹髦还借题发挥作出一首《潜龙诗》，寓意自己就像潜龙一样，本应遨游于天海之际，却受困于井中，受泥鳅鳝鱼等的欺负。曹髦是想借此诗发泄对自己不能主持社稷，时常受到司马氏的欺凌与摆布之境况的不满。但更为不满的却是司马昭，当听说《潜龙诗》的事情后，司马昭心说皇帝小儿什么意思？这是不愿在井里呆着，想出来走两步儿吗？后世有人说，正是因为曹髦的这首《潜龙诗》，成为和司马昭之间矛盾公开化的信号。不过这个信号冒出来的有点儿早，因为真正出事儿是在一年多以后了。
司马父兄三人分别三次平定了淮南叛乱，这难道说是天意吗？如果说司马懿当初诛杀王凌是因为用兵如神，洞悉人心的结果，那么司马师诛灭毌丘俭，司马昭剿灭诸葛诞难道不是因为用兵方略得当，魏国民心向背使然？可见司马家在曹魏的统治根基越来越牢不可破。论军事水平，司马兄弟可能不及其父司马懿，但要论政治手段，司马昭又确有独到之处。淮南平定后，有人建议将俘虏的吴军全部坑杀，因为这些吴人的家小都在江南，绝不能放他们回去成为后患。司马昭却说道：“古人用兵以保全国家为上策，只杀其首恶即可。让吴兵败走回乡，正可显示我中原国家之大度嘛。”结果司马昭对吴军俘虏一个不杀，愿意回去的放其还乡，不回去的就在洛阳附近地区予以安置。授新近归降的吴将唐咨安远将军之职，其他吴军将官也都给予封号。一通操作下来，所有人都对司马昭的做法感到心悦诚服。还有那些被诸葛诞胁迫掳掠的淮南士民，司马昭全部予以赦免，任其归家。文钦虽然是曹魏叛臣，但司马昭同样允许文氏兄弟收敛其父尸体，并配给车马进行安葬。司马昭的政治安抚深得人心，淮南地区从此安定下来。
淮南平定后，众人皆大欢喜，唯有皇帝曹髦比较郁闷。曹髦对待诸葛诞发动叛乱后的心理状态有些复杂，他既不希望诸葛诞起事得手，因为那样的话，司马家也许被灭了，却又会冒出一个诸葛家，无非换了个权臣而已，曹髦自己恐怕仍然是个傀儡；但曹髦更不愿看到司马昭轻易成功，因为司马家如果赢了这一局，今后魏国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之抗衡，曹家的江山恐怕就要拱手让位了。曹髦应该更倾向于后者，然而遗憾的是司马昭赢了，赢得还很彻底，曹魏的东南地区从此尽归司马氏掌控。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曹髦无奈，只得审时度势，继续认怂，并采取一贯大肆封赏的策略来麻痹司马昭。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四月，司马昭从淮南回到京师后，曹髦命将这次平叛战役中关键的战略要点丘头改名为武丘（今河南沈丘县），以表彰司马昭在此立下的功绩。五月，诏令以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八个郡，加九锡。司马昭却故技重演，先后推辞了九次。曹髦只得收回成命，增封司马昭食邑一万户，食三个县的赋税，司马昭的儿子中没有爵位的都加封列侯。要说司马昭也是够能装的，估计是继承了老爹司马懿能忍能装的性格。眼下整个曹魏都在司马家的控制之下，封了相国，做了晋公又有何妨呢？此时曹髦的做法显然已不能打动司马昭，这表明，司马昭已经觉得曹家的皇帝没资格来封赏自己，因为再高的封赏仍然是在皇帝之下，或者说司马昭只能以臣子的身份接受封赏，但司马昭不接受，这就很说明问题了。换一个角度说，司马昭看不上这样的封赏，如今魏国的天下尽在司马氏手中，朝野上下臣民效力，将士用命，司马昭拥有一个皇帝可以拥有的一切，自己才是真正的九五之尊，用不着谁来敕封。除非曹髦让位，干脆让司马家做了皇帝，那就是禅让了。曹髦会禅让吗？当然不会。别看曹髦年纪轻轻，此时不过十六、七岁的样子，但曹髦可是公认的四有青年，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曹家血脉中流淌的血性，随着曹髦年龄的增长也在一点点积聚，只等着爆发的那一刻了。
司马昭回师洛阳后曾给此次平叛立下大功的王基去信道：“当初众人议论纷纷，都觉得应该将人马转移到险要之地，我因为没有亲临实地去考察，也认为应该转移。将军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惜上违诏命，下拒众议，并最终擒敌制胜，虽古之良将，不能超越啊。”司马昭取得淮南胜利后，看到唐咨、王祚等一众吴将都来归降，认为可以利用吴国内部的裂痕顺势进兵灭掉东吴。王基知道司马昭的想法后立即进谏说：“以前诸葛恪挟东兴获胜之余威，倾江南之兵围攻合肥新城，城不能克，兵士却死伤大半。姜维借洮西地利，轻兵深入，结果粮饷不继，军队在上邽（今甘肃天水）覆没。这是因为取得大的胜利后，全军上下就可能轻敌，轻敌便可能忽视后面的困难。现在吴国外部新败，内有忧患，却正是他们加紧防备之时。吴军出来征战已近一年时间，人心思归。如今我军歼敌超过十万，有罪之人悉数擒获。历代征伐，没有像今天这样全胜克敌之盛况的。以前武帝（曹操）官渡战胜袁绍后所获颇多，却不再追杀，就是怕因失误而挫伤自家的威势和锐气啊。”王基的意思就是魏军大胜后不应再继续穷追猛打，因为江南必会有所准备。司马昭深为王基之言所动，于是休整队伍，不再深入江南。王基因功受封东武县侯，受命为征东将军，总督扬州军事。王基此时已年近七旬，也是自魏文帝曹丕时代起就出仕的四朝老臣了，以善于军事谋划，讲求大局为时人钦佩。王基后总督荆州，于任上去世，享年七十有二。
司马昭的淮南平叛可以说是数次平叛中难度最大的一次，却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是靠仁德服众才夺取了胜利。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当初司马昭东兴之战失利后因手下委过于己而杀人泄愤，为什么现在却能虚怀若谷，听取下属的意见呢？还是因为屁股坐的位置不一样了，头脑也会随之变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什么位置就要向外展示出什么样的风度和气量。司马昭现今独揽大权，笼络人心以使天下臣民愿意追随自己比起一城一地的得失，一战一伐的胜败都显得更为重要，只有达到曹操当年诗中所言的那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境界，司马家的权势才能长久、稳定得保持下去。当然，对于那些阳奉阴违、笑里藏刀的两面人，司马昭也是绝不会手软的。搞政治，就要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杀人立威与慈悲为怀同样都是政治需要。
魏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四月，曹髦诏令有司官员遵照以前的命令，进位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又来了，曹髦好像除了会加封司马昭以外也干不了别的。但蹊跷之处正在于此，因为下一个月，即五月，曹髦认为自己的权力日益削弱，对司马氏感到无比的愤恨。乍一看，还以为曹髦犯了神经病呢。怎么上个月刚刚加封了司马昭，这个月就无比愤恨呢？那曹髦到底想不想给司马昭加封呢？恐怕只有一种解释，曹髦给司马昭的加封是被逼的，包括以前的历次封赏，曹髦是迫于司马昭及其家族的威势不得不用加封来缓和局面，同时也让自己承受巨大压力的内心得到一定的平复。曹髦本想用封赏去麻痹司马一族，结果却成了被逼无奈之举。最要命的是，被人家逼着封赏了，司马昭又多次拒绝，然后又赏又拒，司马昭你是耍着皇帝玩儿呐？这么看来，曹髦是得犯病，这样耍着人玩儿，好人也给逼疯了。令人有些疑惑的是，从甘露四年正月曹髦做《潜龙诗》到景元元年四月曹髦再次加封司马昭，这中间一年多的时间里，究竟魏国发生了什么？在曹髦和司马昭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找遍史料，没有看到相关记载，难道是史家刻意隐瞒什么吗？也许没有任何隐瞒，一年多时间里，司马昭继续独揽朝政，而曹髦继续扮演傀儡。有人也许注意到了，景元元年（公元260年）这一年的年号发生了变化，司马昭继五月受封相国、晋公后没有再拒绝，至少史书中没有司马昭拒绝的记录。这或许说明，司马昭不想再装了，装累了，于是再次逼曹髦加封自己，所以下个月曹髦才会有无比愤恨。因为司马昭接受封号，意味着距离皇帝宝座仅仅一步之遥了。于是才有了后面的事情发生，也才有了那句著名的论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语出自曹髦之口，这一年，曹髦已经十九岁，他准备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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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甘露四年（公元259年）正月，四处传说魏国境内有多处地方的水井中见到有龙出现，群臣都以为是吉祥的象征。曹髦却说：“龙代表君主之德，可现在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却屈居于水井之中，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啊。”曹髦还借题发挥作出一首《潜龙诗》，寓意自己就像潜龙一样，本应遨游于天海之际，却受困于井中，受泥鳅鳝鱼等的欺负。曹髦是想借此诗发泄对自己不能主持社稷，时常受到司马氏的欺凌与摆布之境况的不满。但更为不满的却是司马昭，当听说《潜龙诗》的事情后，司马昭心说皇帝小儿什么意思？这是不愿在井里呆着，想出来走两步儿吗？后世有人说，正是因为曹髦的这首《潜龙诗》，成为和司马昭之间矛盾公开化的信号。不过这个信号冒出来的有点儿早，因为真正出事儿是在一年多以后了。
司马父兄三人分别三次平定了淮南叛乱，这难道说是天意吗？如果说司马懿当初诛杀王凌是因为用兵如神，洞悉人心的结果，那么司马师诛灭毌丘俭，司马昭剿灭诸葛诞难道不是因为用兵方略得当，魏国民心向背使然？可见司马家在曹魏的统治根基越来越牢不可破。论军事水平，司马兄弟可能不及其父司马懿，但要论政治手段，司马昭又确有独到之处。淮南平定后，有人建议将俘虏的吴军全部坑杀，因为这些吴人的家小都在江南，绝不能放他们回去成为后患。司马昭却说道：“古人用兵以保全国家为上策，只杀其首恶即可。让吴兵败走回乡，正可显示我中原国家之大度嘛。”结果司马昭对吴军俘虏一个不杀，愿意回去的放其还乡，不回去的就在洛阳附近地区予以安置。授新近归降的吴将唐咨安远将军之职，其他吴军将官也都给予封号。一通操作下来，所有人都对司马昭的做法感到心悦诚服。还有那些被诸葛诞胁迫掳掠的淮南士民，司马昭全部予以赦免，任其归家。文钦虽然是曹魏叛臣，但司马昭同样允许文氏兄弟收敛其父尸体，并配给车马进行安葬。司马昭的政治安抚深得人心，淮南地区从此安定下来。
淮南平定后，众人皆大欢喜，唯有皇帝曹髦比较郁闷。曹髦对待诸葛诞发动叛乱后的心理状态有些复杂，他既不希望诸葛诞起事得手，因为那样的话，司马家也许被灭了，却又会冒出一个诸葛家，无非换了个权臣而已，曹髦自己恐怕仍然是个傀儡；但曹髦更不愿看到司马昭轻易成功，因为司马家如果赢了这一局，今后魏国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之抗衡，曹家的江山恐怕就要拱手让位了。曹髦应该更倾向于后者，然而遗憾的是司马昭赢了，赢得还很彻底，曹魏的东南地区从此尽归司马氏掌控。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曹髦无奈，只得审时度势，继续认怂，并采取一贯大肆封赏的策略来麻痹司马昭。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四月，司马昭从淮南回到京师后，曹髦命将这次平叛战役中关键的战略要点丘头改名为武丘（今河南沈丘县），以表彰司马昭在此立下的功绩。五月，诏令以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八个郡，加九锡。司马昭却故技重演，先后推辞了九次。曹髦只得收回成命，增封司马昭食邑一万户，食三个县的赋税，司马昭的儿子中没有爵位的都加封列侯。要说司马昭也是够能装的，估计是继承了老爹司马懿能忍能装的性格。眼下整个曹魏都在司马家的控制之下，封了相国，做了晋公又有何妨呢？此时曹髦的做法显然已不能打动司马昭，这表明，司马昭已经觉得曹家的皇帝没资格来封赏自己，因为再高的封赏仍然是在皇帝之下，或者说司马昭只能以臣子的身份接受封赏，但司马昭不接受，这就很说明问题了。换一个角度说，司马昭看不上这样的封赏，如今魏国的天下尽在司马氏手中，朝野上下臣民效力，将士用命，司马昭拥有一个皇帝可以拥有的一切，自己才是真正的九五之尊，用不着谁来敕封。除非曹髦让位，干脆让司马家做了皇帝，那就是禅让了。曹髦会禅让吗？当然不会。别看曹髦年纪轻轻，此时不过十六、七岁的样子，但曹髦可是公认的四有青年，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曹家血脉中流淌的血性，随着曹髦年龄的增长也在一点点积聚，只等着爆发的那一刻了。
司马昭回师洛阳后曾给此次平叛立下大功的王基去信道：“当初众人议论纷纷，都觉得应该将人马转移到险要之地，我因为没有亲临实地去考察，也认为应该转移。将军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惜上违诏命，下拒众议，并最终擒敌制胜，虽古之良将，不能超越啊。”司马昭取得淮南胜利后，看到唐咨、王祚等一众吴将都来归降，认为可以利用吴国内部的裂痕顺势进兵灭掉东吴。王基知道司马昭的想法后立即进谏说：“以前诸葛恪挟东兴获胜之余威，倾江南之兵围攻合肥新城，城不能克，兵士却死伤大半。姜维借洮西地利，轻兵深入，结果粮饷不继，军队在上邽（今甘肃天水）覆没。这是因为取得大的胜利后，全军上下就可能轻敌，轻敌便可能忽视后面的困难。现在吴国外部新败，内有忧患，却正是他们加紧防备之时。吴军出来征战已近一年时间，人心思归。如今我军歼敌超过十万，有罪之人悉数擒获。历代征伐，没有像今天这样全胜克敌之盛况的。以前武帝（曹操）官渡战胜袁绍后所获颇多，却不再追杀，就是怕因失误而挫伤自家的威势和锐气啊。”王基的意思就是魏军大胜后不应再继续穷追猛打，因为江南必会有所准备。司马昭深为王基之言所动，于是休整队伍，不再深入江南。王基因功受封东武县侯，受命为征东将军，总督扬州军事。王基此时已年近七旬，也是自魏文帝曹丕时代起就出仕的四朝老臣了，以善于军事谋划，讲求大局为时人钦佩。王基后总督荆州，于任上去世，享年七十有二。
司马昭的淮南平叛可以说是数次平叛中难度最大的一次，却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是靠仁德服众才夺取了胜利。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当初司马昭东兴之战失利后因手下委过于己而杀人泄愤，为什么现在却能虚怀若谷，听取下属的意见呢？还是因为屁股坐的位置不一样了，头脑也会随之变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什么位置就要向外展示出什么样的风度和气量。司马昭现今独揽大权，笼络人心以使天下臣民愿意追随自己比起一城一地的得失，一战一伐的胜败都显得更为重要，只有达到曹操当年诗中所言的那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境界，司马家的权势才能长久、稳定得保持下去。当然，对于那些阳奉阴违、笑里藏刀的两面人，司马昭也是绝不会手软的。搞政治，就要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杀人立威与慈悲为怀同样都是政治需要。
魏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四月，曹髦诏令有司官员遵照以前的命令，进位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又来了，曹髦好像除了会加封司马昭以外也干不了别的。但蹊跷之处正在于此，因为下一个月，即五月，曹髦认为自己的权力日益削弱，对司马氏感到无比的愤恨。乍一看，还以为曹髦犯了神经病呢。怎么上个月刚刚加封了司马昭，这个月就无比愤恨呢？那曹髦到底想不想给司马昭加封呢？恐怕只有一种解释，曹髦给司马昭的加封是被逼的，包括以前的历次封赏，曹髦是迫于司马昭及其家族的威势不得不用加封来缓和局面，同时也让自己承受巨大压力的内心得到一定的平复。曹髦本想用封赏去麻痹司马一族，结果却成了被逼无奈之举。最要命的是，被人家逼着封赏了，司马昭又多次拒绝，然后又赏又拒，司马昭你是耍着皇帝玩儿呐？这么看来，曹髦是得犯病，这样耍着人玩儿，好人也给逼疯了。令人有些疑惑的是，从甘露四年正月曹髦做《潜龙诗》到景元元年四月曹髦再次加封司马昭，这中间一年多的时间里，究竟魏国发生了什么？在曹髦和司马昭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找遍史料，没有看到相关记载，难道是史家刻意隐瞒什么吗？也许没有任何隐瞒，一年多时间里，司马昭继续独揽朝政，而曹髦继续扮演傀儡。有人也许注意到了，景元元年（公元260年）这一年的年号发生了变化，司马昭继五月受封相国、晋公后没有再拒绝，至少史书中没有司马昭拒绝的记录。这或许说明，司马昭不想再装了，装累了，于是再次逼曹髦加封自己，所以下个月曹髦才会有无比愤恨。因为司马昭接受封号，意味着距离皇帝宝座仅仅一步之遥了。于是才有了后面的事情发生，也才有了那句著名的论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语出自曹髦之口，这一年，曹髦已经十九岁，他准备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