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竹板这么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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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四个选择中的第一个是无可救药的。弗朗茨·约瑟夫习惯了朝令夕改，蔑视一切制度和宪法的束缚。他生性笨拙，却又笃信自己拥有超凡脱俗的智慧。
这个弥天大谎涉及整个哈布斯堡家族，但真正能借以撬动未来的无非四个人:最高掌权者弗朗茨·约瑟夫、1958年为弗朗茨·约瑟夫生育了鲁道夫王储并在其后不止一次稳固前者政治生命的茜茜公主、鲁道夫王储以及弗朗茨·斐迪南。
在19世纪50年代，哈布斯堡的公务人员总数约为5万人，但其中包括大量初级和辅助人员。约1万人从事高层“政治服务”，他们大多受过大学教育，其中又以法学专业为主。供职于高级职能部门的人员以开明的性格和自由的世界观著称，他们在读书俱乐部和1848年政治改革中所占比例远高于公务系统。
反对这样的一个政府本身并没有错，但熊彼特从中发现鲁道夫王储身上要命的缺陷。
时值夏收农忙，部队大多整装待发，准备投入繁忙的大丰收，奥匈帝国和弗朗茨·约瑟夫认为自己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
熊彼特发现了他的骚操作——鲁道夫在背着父亲，使用不同假名向出版机构寄去一封封言辞激烈的批评信。
茜茜公主身上还有一重麻烦——如若熊彼特坐视不管，她会于1898年在日内瓦被一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分子刺杀，而凶手的目标仅仅是任意一位皇室成员。
弗朗茨·约瑟夫操控下的政府，并不是约瑟夫单极掌控的力量。事实上，官僚体系内部也拥有自己的政治日程，他们致力于维持约瑟夫二世的改革计划，秉承着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理念，他们甚至还有自己的名称:“启蒙党”，但他们的利益并不和弗朗茨·约瑟夫完全一致。
后世有许多军事权威审视过这段历史，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
但另一方面，由于需要管控的目标太多，又时不时出现管控不力，例如偶尔浪的飞起却没啥事的《莱比锡边境报》。
1914年7月23日，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向塞尔维亚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其中一条要求由奥地利警察主导大公遇刺案件的调查行动。
这种骚操作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使熊彼特最终放弃鲁道夫王储这个名分上最合适的选项。
他们将一个强大的国家视为自由改革方案的载体，并时刻准备为之做出妥协让步——新闻自由便成了早期的牺牲品。这使奥匈帝国内的书籍与报刊杂志时不时收到严厉的干预。
鲁道夫王储作为未来的接班人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巨大的利用空间。
但这个“逆子”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双重熏陶之下，对父亲的保守主义做派颇有微词。
面对俄国可能介入塞尔维亚事务的现实，弗朗茨·约瑟夫还希望确保他的德国盟友能够遵守双方1879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然而，弗朗茨·约瑟夫却坐失良机。
另一方面，鲁道夫不太理解政治的复杂性，被表面的个人身上的问题所迷惑。
鲁道夫王储这一阵被老爸弗朗茨·约瑟夫揪着，负责编纂鸿篇巨著《奥匈帝国文字图鉴》（austro-hungarian monarchy in word and image）。
正如罗马尼亚首相扬·布拉蒂亚努向弗朗茨·约瑟夫解释的那样，“他本可以赢得整个欧洲的同情”。
简直是倒霉得喝凉水塞牙一般。
结果，这个笨蛋总算对了一回——他不幸一语成谶，把多个国家拖入战争扩大化的泥潭并直接导致奥匈帝国的衰亡。
茜茜公主同样不是一个合适的目标，相反作为鲁道夫王储亲生母亲，她很大程度上受着鲁道夫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受着相对较轻的来自弗朗茨·约瑟夫的羁绊。
这种晚了将近一个月的另类回应，反而被视为对塞尔维亚主权的公然挑衅。
后世一些政治评论家认为，通过纵容国家的干预行为，奥匈帝国（尤其是奥地利）的官僚集团与启蒙党养肥了一头巨兽，将它变成了一只邪恶的利维坦，却最终吞噬了自由主义最初所倡导的个人自由。
一方面，鲁道夫明知这个有大问题的政府，核心弊病来自自己的父亲，却无法扛着压力直面对抗，甚至在很多行为上屈从了。
熊彼特很清楚这种二傻子的“威力”，尤其是在拖累盟友方面，效果是杠杠的。
去掉这两个选项之后，熊彼特锁定了后两个关键人物的搜寻，从而轻易就可以确定这俩人的状态。
作为自由主义支持者，启蒙党相信通过接受教育、推行司法公正、实行新闻与结社自由，以及消除经济管制，可以实现为个体赋权的目的。
实际上，确实有很多人，甚至可以说好几拨人，在悄悄地查证《莱比锡边境报》上莫名出现的这组稿件。
随着时间的流逝，弗朗茨·约瑟夫不仅失去了舆论主导权，而且导致哈布斯堡战争目标的不断升级，使奥匈帝国看上去像是一个侵略者。
这种利落劲和高超的内容构造，使调查者们更加高估了始作俑者的含金量，完全无法把它与某个还在特里希每天喝奶的小娃娃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如果没有熊彼特干预，弗朗茨·斐迪南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射杀的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约瑟夫攀上犯傻的巅峰。
但事发突然，熊彼特又是一次性就把所有文字寄出，首尾干净，这使调查者压根无法发现来源。
五天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
弗朗茨·约瑟夫坐在巴德伊舍的办公桌前，签署了改变世界的命令，他自言自语道，“我别无选择”。翌日，他发布公告，向“我的子民”解释自己的决定。“让我们开始战斗，”他说道，“为了实现祖国的伟大、荣誉和强盛。”他私下告诉康拉德:“如果在劫难逃，那就让我们从容赴难。”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称，这不啻“一封国际外交史上最触目惊心的公函”。
说白了，时间不对，一切都不对了。
俄国外交大臣则更加直白，“这就是战争”。
假使弗朗茨·约瑟夫在谋杀发生后，立刻对塞尔维亚发动复仇之战，即便无法获得一致支持，他或许仍可以赢得欧洲列强的广泛理解，甚至包括俄国在内（彼时，俄国外交大臣无暇顾及塞尔维亚入侵）。
弗朗茨·约瑟夫操控下的政府被称为专制主义政权，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属于官僚专制主义，以皇帝通过行政机构行使自己的意志为主要执政特征。
] 但这四个选择中的第一个是无可救药的。弗朗茨·约瑟夫习惯了朝令夕改，蔑视一切制度和宪法的束缚。他生性笨拙，却又笃信自己拥有超凡脱俗的智慧。
这个弥天大谎涉及整个哈布斯堡家族，但真正能借以撬动未来的无非四个人:最高掌权者弗朗茨·约瑟夫、1958年为弗朗茨·约瑟夫生育了鲁道夫王储并在其后不止一次稳固前者政治生命的茜茜公主、鲁道夫王储以及弗朗茨·斐迪南。
在19世纪50年代，哈布斯堡的公务人员总数约为5万人，但其中包括大量初级和辅助人员。约1万人从事高层“政治服务”，他们大多受过大学教育，其中又以法学专业为主。供职于高级职能部门的人员以开明的性格和自由的世界观著称，他们在读书俱乐部和1848年政治改革中所占比例远高于公务系统。
反对这样的一个政府本身并没有错，但熊彼特从中发现鲁道夫王储身上要命的缺陷。
时值夏收农忙，部队大多整装待发，准备投入繁忙的大丰收，奥匈帝国和弗朗茨·约瑟夫认为自己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
熊彼特发现了他的骚操作——鲁道夫在背着父亲，使用不同假名向出版机构寄去一封封言辞激烈的批评信。
茜茜公主身上还有一重麻烦——如若熊彼特坐视不管，她会于1898年在日内瓦被一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分子刺杀，而凶手的目标仅仅是任意一位皇室成员。
弗朗茨·约瑟夫操控下的政府，并不是约瑟夫单极掌控的力量。事实上，官僚体系内部也拥有自己的政治日程，他们致力于维持约瑟夫二世的改革计划，秉承着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理念，他们甚至还有自己的名称:“启蒙党”，但他们的利益并不和弗朗茨·约瑟夫完全一致。
后世有许多军事权威审视过这段历史，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
但另一方面，由于需要管控的目标太多，又时不时出现管控不力，例如偶尔浪的飞起却没啥事的《莱比锡边境报》。
1914年7月23日，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向塞尔维亚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其中一条要求由奥地利警察主导大公遇刺案件的调查行动。
这种骚操作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使熊彼特最终放弃鲁道夫王储这个名分上最合适的选项。
他们将一个强大的国家视为自由改革方案的载体，并时刻准备为之做出妥协让步——新闻自由便成了早期的牺牲品。这使奥匈帝国内的书籍与报刊杂志时不时收到严厉的干预。
鲁道夫王储作为未来的接班人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巨大的利用空间。
但这个“逆子”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双重熏陶之下，对父亲的保守主义做派颇有微词。
面对俄国可能介入塞尔维亚事务的现实，弗朗茨·约瑟夫还希望确保他的德国盟友能够遵守双方1879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然而，弗朗茨·约瑟夫却坐失良机。
另一方面，鲁道夫不太理解政治的复杂性，被表面的个人身上的问题所迷惑。
鲁道夫王储这一阵被老爸弗朗茨·约瑟夫揪着，负责编纂鸿篇巨著《奥匈帝国文字图鉴》（austro-hungarian monarchy in word and image）。
正如罗马尼亚首相扬·布拉蒂亚努向弗朗茨·约瑟夫解释的那样，“他本可以赢得整个欧洲的同情”。
简直是倒霉得喝凉水塞牙一般。
结果，这个笨蛋总算对了一回——他不幸一语成谶，把多个国家拖入战争扩大化的泥潭并直接导致奥匈帝国的衰亡。
茜茜公主同样不是一个合适的目标，相反作为鲁道夫王储亲生母亲，她很大程度上受着鲁道夫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受着相对较轻的来自弗朗茨·约瑟夫的羁绊。
这种晚了将近一个月的另类回应，反而被视为对塞尔维亚主权的公然挑衅。
后世一些政治评论家认为，通过纵容国家的干预行为，奥匈帝国（尤其是奥地利）的官僚集团与启蒙党养肥了一头巨兽，将它变成了一只邪恶的利维坦，却最终吞噬了自由主义最初所倡导的个人自由。
一方面，鲁道夫明知这个有大问题的政府，核心弊病来自自己的父亲，却无法扛着压力直面对抗，甚至在很多行为上屈从了。
熊彼特很清楚这种二傻子的“威力”，尤其是在拖累盟友方面，效果是杠杠的。
去掉这两个选项之后，熊彼特锁定了后两个关键人物的搜寻，从而轻易就可以确定这俩人的状态。
作为自由主义支持者，启蒙党相信通过接受教育、推行司法公正、实行新闻与结社自由，以及消除经济管制，可以实现为个体赋权的目的。
实际上，确实有很多人，甚至可以说好几拨人，在悄悄地查证《莱比锡边境报》上莫名出现的这组稿件。
随着时间的流逝，弗朗茨·约瑟夫不仅失去了舆论主导权，而且导致哈布斯堡战争目标的不断升级，使奥匈帝国看上去像是一个侵略者。
这种利落劲和高超的内容构造，使调查者们更加高估了始作俑者的含金量，完全无法把它与某个还在特里希每天喝奶的小娃娃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如果没有熊彼特干预，弗朗茨·斐迪南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射杀的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约瑟夫攀上犯傻的巅峰。
但事发突然，熊彼特又是一次性就把所有文字寄出，首尾干净，这使调查者压根无法发现来源。
五天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
弗朗茨·约瑟夫坐在巴德伊舍的办公桌前，签署了改变世界的命令，他自言自语道，“我别无选择”。翌日，他发布公告，向“我的子民”解释自己的决定。“让我们开始战斗，”他说道，“为了实现祖国的伟大、荣誉和强盛。”他私下告诉康拉德:“如果在劫难逃，那就让我们从容赴难。”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称，这不啻“一封国际外交史上最触目惊心的公函”。
说白了，时间不对，一切都不对了。
俄国外交大臣则更加直白，“这就是战争”。
假使弗朗茨·约瑟夫在谋杀发生后，立刻对塞尔维亚发动复仇之战，即便无法获得一致支持，他或许仍可以赢得欧洲列强的广泛理解，甚至包括俄国在内（彼时，俄国外交大臣无暇顾及塞尔维亚入侵）。
弗朗茨·约瑟夫操控下的政府被称为专制主义政权，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属于官僚专制主义，以皇帝通过行政机构行使自己的意志为主要执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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