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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由于粮食的增产，特别是桑麻棉花和果木的普遍种植，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购买力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一方面为纺织工业提供了原料；一方面农民所增加的购买力又促进了刺激了商业市场的繁荣，出现了许多新的以纺织工业为中心和批发绸缎棉布行号的城市。
十三年
在明代以前，平民穿布衣，布衣指的是麻布的衣服。冬衣南方多用丝棉作袍，北方多用毛皮作裘。虽然也有用棉布作衣服卧具的，但因为“不自本土所产，不能足用”。唐元稹诗：“木绵温当棉衣。”元太祖世祖遗衣皆缣素木绵，动加补缀。宋谢枋得诗：“洁白如雪积，丽密过锦纯，羔缝不足贵，狐腋难比伦……剪裁为大裘，穷冬胜三春。”可见棉布到宋末还是很珍贵的物品。
七年
八百九十八顷
九十二万一千一百二十四顷
第三表现在人口数字的增加，洪武十四年统计，全国有户一千六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有口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三百五。二十六年的数字为户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比之元朝极盛时期，元世祖时代的户口：户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户增加了三百四十万，口增加了七百万。
由于种棉面积的增加，种植和纺织的技术需要总结和交流，元世祖至元十年司农司编印《农桑辑要》，以专门篇幅记棉花的种植方法。纺织的工具和技术由于各地方劳动人民的创造和交流，日益进步。据十二世纪八十年代间的记载，雷化廉州南海黎峒的少数民族，采集棉花后，“取其茸絮，以铁筋辗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稍后的记载提到去子后，“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织为布”。到十三世纪中期，诗人描写长江流域纺织情形说：“车转轻雷秋纺雪，弓湾半月夜弹去。”已经有纺车、弹弓和织机了。江南地区的织工，“以铁铤辗去其核，取如绵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绵，令其匀细，卷为小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但是所织的布，不如闽广出产的丽密。琼州黎族人民所织的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为工巧。黄河流域主要陕西地区的纺织工具和技术比较简陋，只有辗去棉子的铁杖和木板，棉花的用途只是捻织粗棉线和装制冬衣。一直到十三世纪末年，松江乌泥泾的人民，因为当地土地硗瘠，粮食不够，搞副业生产，从闽广输入棉花种子，还没有蹈车椎弓这些工具，用手剖去子，用线弦竹弧弹制，工具和技术都很简陋，
二年
对贪官污吏，用严刑惩治。洪武二年二月元璋告谕群臣说：“尝思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恨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四年十一月立法凡官吏犯赃罪的不赦。下决心肃清贪污，说：“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二十五年又编《醒贪简要录》，颁布中外。官吏贪赃到钞六十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处以剥皮之刑。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也叫皮场庙。有的衙门公座旁摆人皮，里面是稻草，叫做官的触目惊心，不敢做坏事。地方官上任赏给路费，家属赐衣料。来朝时又特别诰诫以：“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违法的按法惩办。从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福建的地方官，因贪赃被法办，很少人做到任满。
八年
二千一百三十五顷（山东、河南、江西的数字）
十年
洪武元年下诏田器不得征税。四年、二十五年遣官往广东、湖广、江西买耕牛以给中原屯种之民。二十八年命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急之时有疾病，则一社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户部以此意广泛晓谕。各地报告修城垣建营房浚河道造王宫等工程，都反复告以兴作不违农时的道理，等秋收农隙时兴工。对农业增产有成绩的地方官，加以擢升。如太平知府范常积极鼓励农民耕作，贷民种子数千石，到秋成大丰收，官民都庾廪充实。接着兴学校，延师儒，百姓很喜欢。召为侍仪。陶安知饶州，田野开辟，百姓日子过得好，离任时，百姓拿他初来时情况比较，歌颂他：“千里榛芜，侯来之初；万姓耕辟，侯去之日。”南丰百姓也歌唱典史冯坚：“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农村里呈现出一片繁荣欢乐的气象。
六年
七百七十余顷
一千五百十三顷
今天下太平，百姓除粮差之外，别无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如法栽种桑麻枣柿棉花，每岁养蚕，所得丝绵，可供衣服，枣柿丰年可以卖钞，俭年可当粮食。里老尝督，违者治罪。
二十七万三千一百四顷
三十五万三千九百八十顷
四年
十二年
二万七千五百六十四顷
九万株。全国估计，在十亿株以上。二十九年以湖广诸郡宜于种桑，而种之者少，命于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种二十石，派人送到辰、沅、靖、全、道、永、宝庆、衡州等处（今湖南及广西北部一带），各给一石，使其民种之。发展这一地区蚕丝生产和丝织工业。为了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下诏指出农桑为衣食之本，全国地方官考课，一定要报告农桑的成绩，并规定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不论多少，都免征赋。作为官吏考绩的主要内容，违者降罚。又设置老人击鼓劝农，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该管老人点闸（名）。若有懒惰不下田的，许老人责决，务要严切督并，见丁著业（每人都做活），毋容惰夫游食。若是老人不肯劝督，农民穷窘，为非犯法到官，本乡老人有罪。平时老人每月六次手持木铎，游行宣讲勤农务本的道理。颁发教民榜文说：
宋代福建、广东种植棉花的日多，琼州是纺织中心之一，妇女以吉贝织为衣衾，是当地黎族的主要副业生产。元代从西域输入种子，种于陕西，捻织毛丝，或棉装衣服，特为轻暖。元灭南宋后，浙东、江东、江西、湖广诸地区也推广棉花的种植，生产量增加，棉布成为商品，服用的人日多。至元二十六年（1289）四月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令当地人民每年输纳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二十八年五月罢江南六提举司岁输木棉。成宗元贞二年（1296）始定江南夏税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
洪武元年
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一顷
六万二千三百八顷
第四表现在府县的升格，明制以税粮多少定府县等级：县分上中下三等，标准为田赋十万石、六万石、三万石以下。府也分三等，标准为田赋二十万石以上、以下，十万石以下。从洪武八年起，因为各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垦田和户口的增加，田赋收入增加了，不断地把府县升格，例如开封原为下府，因为税粮数超过三十八万石，八年正月升为上府，河南怀庆府税粮增加到十五万石，陕西平凉府户口田赋都有增加，三月升为中府。十二月以太原、凤阳、河南、西安岁收粮增加，升为上府，扬州、巩昌、庆阳升为中府，明州之鄞县升为上县。山东莱州税粮不及，降为中府。扬州残破最重，经过八年时间，已经恢复到收田赋二十万石下的中府了，从这个名城的恢复，可以推知全国各地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的情况。
几十年的安定生活，休养生息，积极鼓励生产的结果，社会生产力不但恢复，而且大大发展了：
十万六千六百六十二顷
三年
第一表现在垦田数目的增加，以洪武元年到十三年的逐年增加的垦田数目来作例：
十三年中增加的垦田数字为一百八十万三千一百七十一顷。到洪武十四年全国官民田总数为三百六十六万七千七百一十五顷。增垦面积的数字占十四年全国官民田数字的二分之一。由此可知洪武元年的全国已垦田面积不过一百八十多万顷（不包括东北、西北未定地方和夏的领土四川和云贵等地）。再过十年，十四年的数字为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经过多年的垦辟和大规模全面的丈量，二十六年的数字为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比十四年又增加了四百八十四万顷，比洪武元年增加了六百七十万顷。
苏、松、嘉、湖田租特别重，洪武十三年下诏减削。凡各地闹水旱灾荒歉收的，蠲免租税。丰年无灾荒，也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的免交二税之外，还由官府贷米，或赈米和布、钞。各地设预备仓，由地方耆老经管，存储粮食以备救灾。设惠民药局，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以医药。设养济院，贫民不能生活的许入院赡养，月给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给三分二。灾伤州县，如地方官不报告的，特许耆民申诉，处地方官以死刑。二十六年又令户部，授权给地方官在饥荒年头，得先发库存米粮赈济，事后呈报，立为永制。三十多年来，赏赐民间布、钞数百万，米百多万石，蠲免租税无数。
九年
第二表现在本色税粮收入的增加，洪武十八年全国收入麦米豆谷二千八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七石，二十三年为三千一百六十万七千六百石，二十四年为三千二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三石，二十六年为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石。二十六年比十八年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收入。和元代全国岁人粮数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余石相比，增加了差不多两倍。历史家记述这时期生产发展的情况说：“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赈贷，然后以闻。”
棉布传入中国很早，南北朝时从南洋诸国输入，称为吉贝、白叠。国内西北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产棉，唐灭高昌，置西州交河郡，土贡布。布就是白叠。宋元间已有许多地区种棉，但是在全国规模内普遍种植和纺织技术的提高，则是明朝初年的事情。
] 第五由于粮食的增产，特别是桑麻棉花和果木的普遍种植，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购买力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一方面为纺织工业提供了原料；一方面农民所增加的购买力又促进了刺激了商业市场的繁荣，出现了许多新的以纺织工业为中心和批发绸缎棉布行号的城市。
十三年
在明代以前，平民穿布衣，布衣指的是麻布的衣服。冬衣南方多用丝棉作袍，北方多用毛皮作裘。虽然也有用棉布作衣服卧具的，但因为“不自本土所产，不能足用”。唐元稹诗：“木绵温当棉衣。”元太祖世祖遗衣皆缣素木绵，动加补缀。宋谢枋得诗：“洁白如雪积，丽密过锦纯，羔缝不足贵，狐腋难比伦……剪裁为大裘，穷冬胜三春。”可见棉布到宋末还是很珍贵的物品。
七年
八百九十八顷
九十二万一千一百二十四顷
第三表现在人口数字的增加，洪武十四年统计，全国有户一千六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有口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三百五。二十六年的数字为户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比之元朝极盛时期，元世祖时代的户口：户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户增加了三百四十万，口增加了七百万。
由于种棉面积的增加，种植和纺织的技术需要总结和交流，元世祖至元十年司农司编印《农桑辑要》，以专门篇幅记棉花的种植方法。纺织的工具和技术由于各地方劳动人民的创造和交流，日益进步。据十二世纪八十年代间的记载，雷化廉州南海黎峒的少数民族，采集棉花后，“取其茸絮，以铁筋辗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稍后的记载提到去子后，“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织为布”。到十三世纪中期，诗人描写长江流域纺织情形说：“车转轻雷秋纺雪，弓湾半月夜弹去。”已经有纺车、弹弓和织机了。江南地区的织工，“以铁铤辗去其核，取如绵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绵，令其匀细，卷为小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但是所织的布，不如闽广出产的丽密。琼州黎族人民所织的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为工巧。黄河流域主要陕西地区的纺织工具和技术比较简陋，只有辗去棉子的铁杖和木板，棉花的用途只是捻织粗棉线和装制冬衣。一直到十三世纪末年，松江乌泥泾的人民，因为当地土地硗瘠，粮食不够，搞副业生产，从闽广输入棉花种子，还没有蹈车椎弓这些工具，用手剖去子，用线弦竹弧弹制，工具和技术都很简陋，
二年
对贪官污吏，用严刑惩治。洪武二年二月元璋告谕群臣说：“尝思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恨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四年十一月立法凡官吏犯赃罪的不赦。下决心肃清贪污，说：“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二十五年又编《醒贪简要录》，颁布中外。官吏贪赃到钞六十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处以剥皮之刑。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也叫皮场庙。有的衙门公座旁摆人皮，里面是稻草，叫做官的触目惊心，不敢做坏事。地方官上任赏给路费，家属赐衣料。来朝时又特别诰诫以：“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违法的按法惩办。从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福建的地方官，因贪赃被法办，很少人做到任满。
八年
二千一百三十五顷（山东、河南、江西的数字）
十年
洪武元年下诏田器不得征税。四年、二十五年遣官往广东、湖广、江西买耕牛以给中原屯种之民。二十八年命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急之时有疾病，则一社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户部以此意广泛晓谕。各地报告修城垣建营房浚河道造王宫等工程，都反复告以兴作不违农时的道理，等秋收农隙时兴工。对农业增产有成绩的地方官，加以擢升。如太平知府范常积极鼓励农民耕作，贷民种子数千石，到秋成大丰收，官民都庾廪充实。接着兴学校，延师儒，百姓很喜欢。召为侍仪。陶安知饶州，田野开辟，百姓日子过得好，离任时，百姓拿他初来时情况比较，歌颂他：“千里榛芜，侯来之初；万姓耕辟，侯去之日。”南丰百姓也歌唱典史冯坚：“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农村里呈现出一片繁荣欢乐的气象。
六年
七百七十余顷
一千五百十三顷
今天下太平，百姓除粮差之外，别无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如法栽种桑麻枣柿棉花，每岁养蚕，所得丝绵，可供衣服，枣柿丰年可以卖钞，俭年可当粮食。里老尝督，违者治罪。
二十七万三千一百四顷
三十五万三千九百八十顷
四年
十二年
二万七千五百六十四顷
九万株。全国估计，在十亿株以上。二十九年以湖广诸郡宜于种桑，而种之者少，命于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种二十石，派人送到辰、沅、靖、全、道、永、宝庆、衡州等处（今湖南及广西北部一带），各给一石，使其民种之。发展这一地区蚕丝生产和丝织工业。为了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下诏指出农桑为衣食之本，全国地方官考课，一定要报告农桑的成绩，并规定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不论多少，都免征赋。作为官吏考绩的主要内容，违者降罚。又设置老人击鼓劝农，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该管老人点闸（名）。若有懒惰不下田的，许老人责决，务要严切督并，见丁著业（每人都做活），毋容惰夫游食。若是老人不肯劝督，农民穷窘，为非犯法到官，本乡老人有罪。平时老人每月六次手持木铎，游行宣讲勤农务本的道理。颁发教民榜文说：
宋代福建、广东种植棉花的日多，琼州是纺织中心之一，妇女以吉贝织为衣衾，是当地黎族的主要副业生产。元代从西域输入种子，种于陕西，捻织毛丝，或棉装衣服，特为轻暖。元灭南宋后，浙东、江东、江西、湖广诸地区也推广棉花的种植，生产量增加，棉布成为商品，服用的人日多。至元二十六年（1289）四月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令当地人民每年输纳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二十八年五月罢江南六提举司岁输木棉。成宗元贞二年（1296）始定江南夏税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
洪武元年
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一顷
六万二千三百八顷
第四表现在府县的升格，明制以税粮多少定府县等级：县分上中下三等，标准为田赋十万石、六万石、三万石以下。府也分三等，标准为田赋二十万石以上、以下，十万石以下。从洪武八年起，因为各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垦田和户口的增加，田赋收入增加了，不断地把府县升格，例如开封原为下府，因为税粮数超过三十八万石，八年正月升为上府，河南怀庆府税粮增加到十五万石，陕西平凉府户口田赋都有增加，三月升为中府。十二月以太原、凤阳、河南、西安岁收粮增加，升为上府，扬州、巩昌、庆阳升为中府，明州之鄞县升为上县。山东莱州税粮不及，降为中府。扬州残破最重，经过八年时间，已经恢复到收田赋二十万石下的中府了，从这个名城的恢复，可以推知全国各地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的情况。
几十年的安定生活，休养生息，积极鼓励生产的结果，社会生产力不但恢复，而且大大发展了：
十万六千六百六十二顷
三年
第一表现在垦田数目的增加，以洪武元年到十三年的逐年增加的垦田数目来作例：
十三年中增加的垦田数字为一百八十万三千一百七十一顷。到洪武十四年全国官民田总数为三百六十六万七千七百一十五顷。增垦面积的数字占十四年全国官民田数字的二分之一。由此可知洪武元年的全国已垦田面积不过一百八十多万顷（不包括东北、西北未定地方和夏的领土四川和云贵等地）。再过十年，十四年的数字为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经过多年的垦辟和大规模全面的丈量，二十六年的数字为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比十四年又增加了四百八十四万顷，比洪武元年增加了六百七十万顷。
苏、松、嘉、湖田租特别重，洪武十三年下诏减削。凡各地闹水旱灾荒歉收的，蠲免租税。丰年无灾荒，也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的免交二税之外，还由官府贷米，或赈米和布、钞。各地设预备仓，由地方耆老经管，存储粮食以备救灾。设惠民药局，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以医药。设养济院，贫民不能生活的许入院赡养，月给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给三分二。灾伤州县，如地方官不报告的，特许耆民申诉，处地方官以死刑。二十六年又令户部，授权给地方官在饥荒年头，得先发库存米粮赈济，事后呈报，立为永制。三十多年来，赏赐民间布、钞数百万，米百多万石，蠲免租税无数。
九年
第二表现在本色税粮收入的增加，洪武十八年全国收入麦米豆谷二千八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七石，二十三年为三千一百六十万七千六百石，二十四年为三千二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三石，二十六年为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石。二十六年比十八年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收入。和元代全国岁人粮数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余石相比，增加了差不多两倍。历史家记述这时期生产发展的情况说：“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赈贷，然后以闻。”
棉布传入中国很早，南北朝时从南洋诸国输入，称为吉贝、白叠。国内西北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产棉，唐灭高昌，置西州交河郡，土贡布。布就是白叠。宋元间已有许多地区种棉，但是在全国规模内普遍种植和纺织技术的提高，则是明朝初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