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3章 明政三端：孔子治道的实践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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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践行“举贤才”理念的治理者众多，其治理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理念的重要价值。战国时期，魏国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李悝主张“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打破贵族世袭制，以功劳与才能选拔官吏，同时举荐吴起、西门豹等贤才，推行变法改革，最终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西汉时期，汉武帝推行“察举制”，以德行与才能为标准选拔人才，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充实各级官吏队伍，正是这些贤才的辅佐，推动了汉武帝时期的繁荣与强盛；唐朝时期，唐太宗推行“科举制”与“察举制”并行的人才选拔制度，广纳贤才，无论出身、贫富，只要具备德行与才能，都能通过考试或举荐进入仕途，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贤才齐聚朝堂，共同造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这些历史实践充分表明，“举贤才”是保障治理成效的根本，只有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贤才，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社会的繁荣与百姓的安居乐业。

    “先有司”是“赦小过”与“举贤才”的前提，没有清晰的权责划分与规范的流程体系，“赦小过”就会陷入无原则的纵容，“举贤才”就会失去明确的选拔标准与任用依据。若权责不清，下属与百姓的

    历史上，践行“赦小过”理念的治理者不乏其人，其治理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理念的重要价值。春秋时期，秦穆公任命百里奚为相治理秦国，百里奚推荐好友蹇叔辅佐，蹇叔之子西乞术、白乙丙奉命率军攻打郑国，因决策失误导致秦军大败，史称“崤之战”。按照秦国法律，战败之将当处以死罪，但秦穆公并未追责，反而主动承担责任，承认自己不听蹇叔劝告的错误，包容了西乞术、白乙丙的过失，并鼓励其戴罪立功。这种包容的态度不仅赢得了百官与百姓的信任，更激发了秦军的斗志，为秦国后来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西汉时期，汉文帝刘恒推行仁政，对百姓与官吏的小过失多有包容，废除了严苛的肉刑，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官吏得以安心履职，最终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唐太宗李世民更是以宽容着称，对于大臣的直言进谏与履职小过，始终保持包容的态度，即便大臣犯了微小过失，也多以教育引导为主，不轻易追责问责，正是这种包容的治理方式，造就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

    理解“举贤才”的内涵，需把握三个核心层面。其一，贤才的核心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儒家思想始终将“德行”放在首位，认为德行是为人处世的根本，也是履职尽责的基础。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贤才之所以能担当治理重任，不仅在于其具备出色的才能，更在于其坚守道义、心怀百姓，能够以公共利益为重，不谋私利、不徇私情。在基层治理中，贤才可能是品德高尚、体恤百姓的官吏，可能是能力突出、乐于奉献的社区工作者，也可能是德高望重、带动邻里的普通百姓，但无论其身份如何，“德行高尚”都是其核心特质。仲弓为季氏宰，治理的核心是维护家族的稳定与百姓的安宁，孔子强调“举贤才”，正是希望其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充实治理团队，提升治理水平。

    厘清“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三者的内涵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其内在逻辑关联。这三者并非孤立的治理举措，而是相互依存、层层递进、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构成了儒家基层治道的完整体系。“先有司”是治理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明确权责、规范流程，才能为“赦小过”与“举贤才”的践行创造有序的治理环境；“赦小过”是治理的保障与纽带，只有包容容错、凝聚人心，才能让“先有司”的秩序规范落到实处，让“举贤才”的人才选拔发挥实效；“举贤才”是治理的核心与关键，只有选拔任用贤才，才能完善“先有司”的权责体系，践行“赦小过”的包容理念，最终实现良好的治理成效。三者环环相扣、相辅相成，体现了儒家治道“秩序、人心、人才”三位一体的核心逻辑。

    其三，举贤才的核心目标是“人尽其才、各展其长”。选拔贤才并非最终目的，让贤才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其优势与特长，才是“举贤才”的核心目标。每个人的才能与特长各不相同，有的擅长教化百姓，有的擅长处理政务，有的擅长维护治安，治理者在选拔贤才之后，要根据其才能与特长，合理安排岗位，让其各展其长、各尽其能。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贤才的作用，提升治理的整体成效。孔子曾评价自己的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正是基于弟子们的不同特长，为其指明了不同的发展方向，这也体现了儒家“人尽其才、各展其长”的人才观。

小过失，往往并非主观故意，而是源于能力不足、经验欠缺或客观条件限制。此时，治理者若能给予理解与包容，帮助其分析失误原因、改正问题，不仅能让下属与百姓感受到温暖与尊重，还能激发其履职尽责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相反，若对微小过失过于严苛，动辄指责批评、追责问责，只会让下属与百姓产生抵触情绪，甚至不敢担当、不愿作为，最终导致治理工作陷入被动。孔子曾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赦小过”正是“薄责于人”的具体体现，通过减少对他人的苛责，赢得他人的信任与拥护，进而凝聚起治理的强大合力。

    在当代社会治理中，“赦小过”的理念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基层治理面临着诸多新挑战、新任务，需要广大治理者与参与者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但在实践中，部分治理者存在“求全责备”的倾向，对下属与参与者的微小过失过于严苛，导致不少人存在“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消极心态，严重影响了治理成效。践行“赦小过”的理念，就是要求治理者树立“包容容错”的治理观念：在基层治理中，对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的履职小过失予以包容，鼓励其大胆探索、勇于尝试；在企业管理中，对员工的工作小失误予以理解，帮助其改进提升、激发创新活力；在社会治理中，对百姓的轻微违规行为予以引导，而非一味严苛处罚，营造“宽容友善、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在当代社会治理中，“举贤才”的理念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都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贤才。践行“举贤才”的理念，就是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在政府部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标准，选拔那些心系百姓、能力突出、廉洁奉公的公职人员，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在基层社区，要挖掘那些德高望重、乐于奉献、能力较强的社区骨干与志愿者，充实社区治理队伍，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在企业组织，要选拔那些爱岗敬业、勇于创新、品德高尚的优秀员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社会层面，要营造“尊重贤才、举荐贤才”的良好氛围，让每个有才能、有德行的人都能有施展才华的舞台。

    面对仲弓“焉知贤才而举之”的追问，孔子以“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作答，这句质朴的回应蕴含着深刻的人才选拔智慧。“举尔所知”，即选拔你所了解的贤才，这一回应打破了“如何识贤”的认知困境，将宏大的人才选拔命题转化为可落地的实践行动。在治理实践中，每个人的认知范围都是有限的，不可能知晓天下所有的贤才，而“举尔所知”，就是要求治理者从自己熟悉的人、了解的人中选拔贤才，确保选拔出来的人才具备可靠的德行与才能。同时，“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即你所不了解的贤才，难道别人会舍弃他吗？这一回应既体现了孔子对人才的信任，也强调了人才选拔的开放性——贤才自有其闪光点，即便你不了解，也会有其他人发现并举荐，不必因担心遗漏贤才而陷入焦虑，只需专注于选拔自己所了解的贤才，就能形成“人人举荐贤才、人人争当贤才”的良好氛围。

    何为“举贤才”？“举贤才”即选拔任用有德行、有才能的人，为治理实践提供人才支撑。“举”者，选拔、举荐之意；“贤才”，指兼具德行与才能的人，儒家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贤才不仅要具备履职尽责的能力，更要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孔子将“举贤才”作为治道的根本原则，本质上是认识到“人才是治理的核心要素”——无论多么清晰的权责体系、多么包容的治理氛围，若缺乏贤才的执行与推动，都难以实现良好的治理成效。基层治理的成效，最终取决于治理者与参与者的素质与能力，只有选拔任用贤才，才能提升治理的专业化水平，推动治理工作提质增效。

    其三，“赦小过”的目的是“激励改过”，促进共同进步。包容小过失并非放任自流，而是为了让犯错者在宽容的氛围中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主动改正错误、提升能力。治理者在包容小过失的同时，要做好引导与教育工作，帮助犯错者分析失误的原因，传授改进的方法，鼓励其吸取教训、避免再犯。这种“包容+引导”的治理方式，既能让犯错者感受到关怀，又能促进其能力的提升，进而推动整个治理团队或治理区域的共同进步。仲弓性情宽厚，具备包容他人的特质，孔子强调“赦小过”，正是希望其将这份宽厚融入治理实践中，通过包容小过失、激励改过，打造一支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治理团队，提升治理的整体成效。

    其二，举贤才的核心原则是“任人唯贤、不避亲疏”。在春秋末期，贵族世袭制盛行，选拔官吏多以血缘关系、身份地位为标准，而非德行与才能，这种选拔方式导致吏治腐败、人才匮乏，严重影响了治理成效。孔子提出“举贤才”，本质上是对贵族世袭制的否定，主张打破血缘与身份的束缚，以德行与才能为标准选拔人才。“任人唯贤、不避亲疏”，意味着只要具备贤才的特质，无论其出身卑微与否、与自己关系亲疏与否，都应予以选拔任用。孔子曾推荐自己的弟子冉求、子路等出任官职，并非因为亲属关系，而是因为其具备治理才能与高尚德行；晏婴推荐管仲辅佐齐桓公，即便管仲曾是齐桓公的政敌，也因其贤能而予以重用，最终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这正是“任人唯贤、不避亲疏”的经典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