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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做的一切事，我大汉所推行的所有的新制度，其根本，就在于此，要通过制度的手段，让掠民、掠商，都能有个度，也都有个先后顺序，既要掠得过来，又不能把人逼死，尤其是最后的那一步，刀刃向内。”
杜萍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国家治理混乱，不是因为它的法度混乱，也不是因为法度被废弃不用。国家都有法律，但却没有让法律一定实行的办法。”
“刑罚，本身就是对百姓剥削的极致，说白了，出门尿一口尿，都要被抓起来剁手剁脚啊，当然了，大多数的刑罚其实都欠着，欠着，就要赎罪。”
“朝廷，同样可以通过公共投入，比如推动工业革命，建设基础设施，修桥铺路等手段，让百姓从中获利。”
“所以当六国灭亡，秦国无力转移矛盾的时候，秦国本身，必然也将在这一套重压之下分崩离析，彻底解体。”
“所谓掠民，是通过商贾去掠夺百姓，由商贾榨取百姓的剩余价值，朝廷再通过商贾来收取赋税。”
“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像跖一样的人变得诚实可信，而何况像伯夷这样的人了？不会治理国家的人，即使是像伯夷一样的高洁之士也可疑，更何况跖了？”
“国家或者是治理的更好，或者是治理的更乱。英明的君主处在国君的地位上，它所选用的人一定有贤德的才能，那么法令便掌握在贤德的人手中。”
“但是和商君的那套一样，当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之后，如果矛盾无法转移得出去，自然就会爆发。有些东西，高速发展的时候掩盖下去，当发展停下的时候，沉珂就会泛起。”
“没错，就是负债，负债，已经是如今大汉内在的驱动力了，有些事，如果借官府之手来做，未免不美，一是给民众的压力太过，二是给了贪官污吏太大的机会，可给了民间商贾就不一样了。”
“而重商之后，当民间的资本发展起来，其实和秦朝社会，还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杜萍闻言微微有些诧异，道：“莫非是我读书读错了？这话的意思难道不是说，过去能控制天下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能够战胜强敌的人也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
杜萍也是冰雪聪明，一听就明白了，道：“是负债？”
“我总说大量的印钱，发钱，会使民间的贫富差距变得愈发悬殊，但只要蛋糕在飞速得做大，上层吃肉，下层的普通百姓总是能喝得到汤的，而只要他们还能喝得到汤，能够体验到生活在变得越来越好，这个社会就只会这样一直欣欣向荣下去。”
“国家虽有禁止邪恶犯罪，对盗贼处以刑法的法令，但却没有使邪恶、盗贼一定能捕获的办法。作邪恶之事、偷盗的人要处死刑，可是犯奸、偷盗的现象却不断发生，这是由于做了坏事不一定能被抓住。”
“它的底层逻辑是，朝廷先一步，将百姓都刮成穷鬼了，所以贪官污吏也就刮无可刮了，况且贪污这种事，从来都是分钱，有钱过手的时候贪起来又轻松又愉快，没有钱在手里，手中只捏着刑罚之权，这贪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无故给人家百姓判刑么？没有这个道理，这有点损人不利己了。”
“这一套确实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治理方式，但是太极端了，我的思路其实和它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我虽重罚而不重赏，然而却是假借了商贾之手，如此，官员贪腐的成本被大大的拉高，也大大减少了官员贪腐的机会。”
“法令掌握在贤德的人手中，那么法度就能在明的君主处在国君的位置上，它所选用的一定都是不贤德的人，国家就不会有严明的法令，不贤德的人就敢做坏事，这就叫乱上加乱。”
“商君书做事就太狠了，他也认为贪腐无法抑制，对人性想得极恶，所以法家治国，通篇几乎都不提赏善，而是主张罚恶。”
“是画策篇，所谓，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
“如何赎罪呢？途径有二，无非是要么上阵杀敌，要么是为国家出徭役，通过拼命的干活，出卖劳动力来赎罪，老实说，我大汉所行使的徭役之法，本就是其中的变种。”
“从国事的角度来说，古往今来，都是一个道理，即，国库有需，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商变在即，便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刀刃向内。”
“不是说这样就贪不了，而是秦朝的刑罚本来就已经够重了，你要是再加私刑，实则是已经颇有些加无可加的意味了，硬要去加的话，岂不闻匹夫一怒，血溅五步？”
“开发商建房子，要拿地要缴税，钱行放贷款，以及因房子而撑起来的其他的一切，都是朝廷收缴财富剩余的手段，这些，就共同构成了如今我大汉的财政财税，至少，也是财政财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说白了就是严刑峻法，通过严刑峻法强加于百姓来使社会得以治理。其实底子里是两层含义，其一，是朝廷直接压迫百姓，将百姓家财搜刮殆尽，再通过集体农战的方式去做公共服务。”
“如此一来，百姓，即使是真有了什么问题，有了什么矛盾，这仇恨也在商贾那，商贾又是一个个个体，碍不着朝廷的事，甚至也碍不着安利号的事，只要让安利号和朝廷都多做好事，多做慈善，多修基础设施，则坏的，一定是个别奸商，而不是安利号整体，更不是整个朝廷，真遇到了民愤极大的事，大不了就杀一些，民愤自然也就平了。”
“然而让商贾代替朝廷来掠民，虽然缓解了商贾和朝廷的矛盾，但商贾掠民，有时候也未必会给百姓活路，商人，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更何况咱大汉还有奴隶。”
“原来……是这样。”
“负债这东西有个好处，是民间百姓自己借的，并非是朝廷逼着百姓借的，但是实际上，百姓其实根本没的选，比如放贷，不接待，百姓如何买得起房呢？不买房，如何能够享受城市的发展和机遇呢？”
“当然，眼下是工业革命之下，经济在飞速的发展，很多矛盾都被掩盖了，说白了这个快速发展的便利不止是上层能吃得到，下层，也是能吃到的。”
“假如形势使人不能做坏事，即使是跖一样的人也可以信赖；假如形势能让人做坏事，即使是伯夷一样的高洁的人也可疑。”
“如何解决呢？”
“老实说，咱们大汉如今，没什么正经的对手，这其实是极其难得的，所以我倒不要求大汉走得要多块，我们又不需要去追赶谁，也没人要追赶我们，所以，与其走得快，对我来说，不如选择走得更稳，尽可能的将这个沉珂顽疾给解决掉。”
“国或重治，或重乱。明主在上，所举必贤，则法可在贤。法可在贤，则法在下，不肖不敢为非，是谓重治。”
你看他后面说：“必得而尚有奸邪、盗贼者，刑轻也，刑轻者，不得诛也；必得者，刑者众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
“哦？商君书总也有类似的说法么？我怎么没注意？”
“老百姓也不是泥捏的，砍不到皇帝，还砍不到小吏么？小吏难道砍不到主官么？所以，在秦朝，贪官若是想要搜刮民脂民膏，确实是一件极其难的事情。”
“刑罚重，民众不敢触犯刑法，因此也就没有刑罚；民众没有谁敢做不该做的事，这时全国的民众都守法。因此，不奖赏守法的良善人而民众都善良。不可以奖赏善良的人，就像不能奖赏盗贼一样。”
因此制服民众的根本在于控制民众，就像冶炼工人对黄金冶炼的控制，制陶工人对泥土的使用一样，这个根本不坚固那民众就像飞鸟和野兽，有谁能控制他们呢？
治理民众的根本方式是实行法治。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是用法律来遏制民众，而名声和土地就都增加了的意思么？”
“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赏善之不可也，犹赏不盗。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
“就是一定能抓住却仍有邪恶、偷盗的事发生，这是因为刑法轻的原因。刑法轻，不能成功地处治犯罪；假如能捕获，受刑罚处治的人就多。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只处罚不守法的人，不奖赏善良而守法的民众，因此，不用刑罚民众也善良守法。是因为刑罚重了。”
“如此一来，因为税务的收缴是通过商人收的，而且越是大商人，就越是其中重要部分，而大商人有安利号作为背景撑腰，所以同样的，贪官污吏的贪污成本也在极大的提高。”
“是这个意思，但本质是一样的，说白了，商君书的思想，同样也是对官僚体系的彻底失望，这一点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官员，或者说人，固然不可以没有道德，但想靠道德去约束人，使其不贪腐，是不可能的。”
“不明主在上，所举必不肖，国无明法，不肖者敢为非，是谓重乱。兵或重强。或重弱，民固欲战，又不得不战，是谓重强。同固不欲战，又得无战，是谓重弱。”
“所以我的想法，或者说我以为正常的方法，万变不离其中，都是在想方设法的增加贪腐的成本，同时佐以对反腐的雷霆手段，一正一歧，来尽可能的减少官僚体系内部的反贪腐。”
“商君书之中，其实也有类似的思想，只是商君书的解决之道，至少在我看来，是有些剑走偏锋，另辟蹊径了。www.baijiawenxue.com”
“而百姓虽然已经被刮无可刮，却可以通过对外征战来转移矛盾，国家刮来的钱财和资源确确实实是都用来打仗了，这国家都刮成这样了，又嫣有不胜之理？胜利，便必然会有缴获，赏赐，如此以来，朝廷便通过一种极其巧妙的方法将内部的矛盾给转移了。”
] “我所做的一切事，我大汉所推行的所有的新制度，其根本，就在于此，要通过制度的手段，让掠民、掠商，都能有个度，也都有个先后顺序，既要掠得过来，又不能把人逼死，尤其是最后的那一步，刀刃向内。”
杜萍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国家治理混乱，不是因为它的法度混乱，也不是因为法度被废弃不用。国家都有法律，但却没有让法律一定实行的办法。”
“刑罚，本身就是对百姓剥削的极致，说白了，出门尿一口尿，都要被抓起来剁手剁脚啊，当然了，大多数的刑罚其实都欠着，欠着，就要赎罪。”
“朝廷，同样可以通过公共投入，比如推动工业革命，建设基础设施，修桥铺路等手段，让百姓从中获利。”
“所以当六国灭亡，秦国无力转移矛盾的时候，秦国本身，必然也将在这一套重压之下分崩离析，彻底解体。”
“所谓掠民，是通过商贾去掠夺百姓，由商贾榨取百姓的剩余价值，朝廷再通过商贾来收取赋税。”
“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像跖一样的人变得诚实可信，而何况像伯夷这样的人了？不会治理国家的人，即使是像伯夷一样的高洁之士也可疑，更何况跖了？”
“国家或者是治理的更好，或者是治理的更乱。英明的君主处在国君的地位上，它所选用的人一定有贤德的才能，那么法令便掌握在贤德的人手中。”
“但是和商君的那套一样，当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之后，如果矛盾无法转移得出去，自然就会爆发。有些东西，高速发展的时候掩盖下去，当发展停下的时候，沉珂就会泛起。”
“没错，就是负债，负债，已经是如今大汉内在的驱动力了，有些事，如果借官府之手来做，未免不美，一是给民众的压力太过，二是给了贪官污吏太大的机会，可给了民间商贾就不一样了。”
“而重商之后，当民间的资本发展起来，其实和秦朝社会，还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杜萍闻言微微有些诧异，道：“莫非是我读书读错了？这话的意思难道不是说，过去能控制天下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能够战胜强敌的人也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
杜萍也是冰雪聪明，一听就明白了，道：“是负债？”
“我总说大量的印钱，发钱，会使民间的贫富差距变得愈发悬殊，但只要蛋糕在飞速得做大，上层吃肉，下层的普通百姓总是能喝得到汤的，而只要他们还能喝得到汤，能够体验到生活在变得越来越好，这个社会就只会这样一直欣欣向荣下去。”
“国家虽有禁止邪恶犯罪，对盗贼处以刑法的法令，但却没有使邪恶、盗贼一定能捕获的办法。作邪恶之事、偷盗的人要处死刑，可是犯奸、偷盗的现象却不断发生，这是由于做了坏事不一定能被抓住。”
“它的底层逻辑是，朝廷先一步，将百姓都刮成穷鬼了，所以贪官污吏也就刮无可刮了，况且贪污这种事，从来都是分钱，有钱过手的时候贪起来又轻松又愉快，没有钱在手里，手中只捏着刑罚之权，这贪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无故给人家百姓判刑么？没有这个道理，这有点损人不利己了。”
“这一套确实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治理方式，但是太极端了，我的思路其实和它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我虽重罚而不重赏，然而却是假借了商贾之手，如此，官员贪腐的成本被大大的拉高，也大大减少了官员贪腐的机会。”
“法令掌握在贤德的人手中，那么法度就能在明的君主处在国君的位置上，它所选用的一定都是不贤德的人，国家就不会有严明的法令，不贤德的人就敢做坏事，这就叫乱上加乱。”
“商君书做事就太狠了，他也认为贪腐无法抑制，对人性想得极恶，所以法家治国，通篇几乎都不提赏善，而是主张罚恶。”
“是画策篇，所谓，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
“如何赎罪呢？途径有二，无非是要么上阵杀敌，要么是为国家出徭役，通过拼命的干活，出卖劳动力来赎罪，老实说，我大汉所行使的徭役之法，本就是其中的变种。”
“从国事的角度来说，古往今来，都是一个道理，即，国库有需，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商变在即，便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刀刃向内。”
“不是说这样就贪不了，而是秦朝的刑罚本来就已经够重了，你要是再加私刑，实则是已经颇有些加无可加的意味了，硬要去加的话，岂不闻匹夫一怒，血溅五步？”
“开发商建房子，要拿地要缴税，钱行放贷款，以及因房子而撑起来的其他的一切，都是朝廷收缴财富剩余的手段，这些，就共同构成了如今我大汉的财政财税，至少，也是财政财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说白了就是严刑峻法，通过严刑峻法强加于百姓来使社会得以治理。其实底子里是两层含义，其一，是朝廷直接压迫百姓，将百姓家财搜刮殆尽，再通过集体农战的方式去做公共服务。”
“如此一来，百姓，即使是真有了什么问题，有了什么矛盾，这仇恨也在商贾那，商贾又是一个个个体，碍不着朝廷的事，甚至也碍不着安利号的事，只要让安利号和朝廷都多做好事，多做慈善，多修基础设施，则坏的，一定是个别奸商，而不是安利号整体，更不是整个朝廷，真遇到了民愤极大的事，大不了就杀一些，民愤自然也就平了。”
“然而让商贾代替朝廷来掠民，虽然缓解了商贾和朝廷的矛盾，但商贾掠民，有时候也未必会给百姓活路，商人，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更何况咱大汉还有奴隶。”
“原来……是这样。”
“负债这东西有个好处，是民间百姓自己借的，并非是朝廷逼着百姓借的，但是实际上，百姓其实根本没的选，比如放贷，不接待，百姓如何买得起房呢？不买房，如何能够享受城市的发展和机遇呢？”
“当然，眼下是工业革命之下，经济在飞速的发展，很多矛盾都被掩盖了，说白了这个快速发展的便利不止是上层能吃得到，下层，也是能吃到的。”
“假如形势使人不能做坏事，即使是跖一样的人也可以信赖；假如形势能让人做坏事，即使是伯夷一样的高洁的人也可疑。”
“如何解决呢？”
“老实说，咱们大汉如今，没什么正经的对手，这其实是极其难得的，所以我倒不要求大汉走得要多块，我们又不需要去追赶谁，也没人要追赶我们，所以，与其走得快，对我来说，不如选择走得更稳，尽可能的将这个沉珂顽疾给解决掉。”
“国或重治，或重乱。明主在上，所举必贤，则法可在贤。法可在贤，则法在下，不肖不敢为非，是谓重治。”
你看他后面说：“必得而尚有奸邪、盗贼者，刑轻也，刑轻者，不得诛也；必得者，刑者众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
“哦？商君书总也有类似的说法么？我怎么没注意？”
“老百姓也不是泥捏的，砍不到皇帝，还砍不到小吏么？小吏难道砍不到主官么？所以，在秦朝，贪官若是想要搜刮民脂民膏，确实是一件极其难的事情。”
“刑罚重，民众不敢触犯刑法，因此也就没有刑罚；民众没有谁敢做不该做的事，这时全国的民众都守法。因此，不奖赏守法的良善人而民众都善良。不可以奖赏善良的人，就像不能奖赏盗贼一样。”
因此制服民众的根本在于控制民众，就像冶炼工人对黄金冶炼的控制，制陶工人对泥土的使用一样，这个根本不坚固那民众就像飞鸟和野兽，有谁能控制他们呢？
治理民众的根本方式是实行法治。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是用法律来遏制民众，而名声和土地就都增加了的意思么？”
“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赏善之不可也，犹赏不盗。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
“就是一定能抓住却仍有邪恶、偷盗的事发生，这是因为刑法轻的原因。刑法轻，不能成功地处治犯罪；假如能捕获，受刑罚处治的人就多。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只处罚不守法的人，不奖赏善良而守法的民众，因此，不用刑罚民众也善良守法。是因为刑罚重了。”
“如此一来，因为税务的收缴是通过商人收的，而且越是大商人，就越是其中重要部分，而大商人有安利号作为背景撑腰，所以同样的，贪官污吏的贪污成本也在极大的提高。”
“是这个意思，但本质是一样的，说白了，商君书的思想，同样也是对官僚体系的彻底失望，这一点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官员，或者说人，固然不可以没有道德，但想靠道德去约束人，使其不贪腐，是不可能的。”
“不明主在上，所举必不肖，国无明法，不肖者敢为非，是谓重乱。兵或重强。或重弱，民固欲战，又不得不战，是谓重强。同固不欲战，又得无战，是谓重弱。”
“所以我的想法，或者说我以为正常的方法，万变不离其中，都是在想方设法的增加贪腐的成本，同时佐以对反腐的雷霆手段，一正一歧，来尽可能的减少官僚体系内部的反贪腐。”
“商君书之中，其实也有类似的思想，只是商君书的解决之道，至少在我看来，是有些剑走偏锋，另辟蹊径了。www.baijiawenxue.com”
“而百姓虽然已经被刮无可刮，却可以通过对外征战来转移矛盾，国家刮来的钱财和资源确确实实是都用来打仗了，这国家都刮成这样了，又嫣有不胜之理？胜利，便必然会有缴获，赏赐，如此以来，朝廷便通过一种极其巧妙的方法将内部的矛盾给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