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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固定的办法,就是“钦赐”,就是向朝廷讨要土地。在明朝中前期,比如宣德,正统年间,明朝赐予藩王的土地,通常都是几十顷,到了明朝中期,就有了几千顷,比如明孝宗的弟弟兴献王,就藩的时候,一次就赏赐给他四千多顷土地。等到万历天启年间的明末,更是变本加厉,比如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一次赏赐庄田就有四万顷。

    而且即使如此,藩王们还是不消停,大多数藩王,一辈子都在想尽办法发财,通用的招数,就是侵占民田。

    这个负担多沉重,说几个当时的情况就知道:嘉靖七年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0万金,然而每年的财政支出,却高达241万金,占支出项目第一位的,就是宗室开支,占第二位的,美其名曰武职开支,就是供应藩王以下,诸如镇国将军,辅国将军之流的角色,全是为了养活这帮人。

    其实在这期间,最有效的办法,也有人提出来过,就是当时礼部尚书霍韬提出的“定子女”,内容是把藩王们的后代们,特别是旁支庶出的后代,尽可能编入民籍,允许他们参与士农工商活动,从此自食其力。如果照此实行,藩王资格门槛提升,增长幅度必然大为减少。但嘉靖皇帝思考半天,还是决定“从容审处”,毕竟牵涉十几万藩王的利益,不是小事。

    而除了这些固定的财政补贴外,各地的藩王们,其实也都生财有道,搞政治没前途,搞经济挖国家墙角,那是各个都有一套本事。

    这样做的恶果,可想而知:肥了藩王的腰包,却坏了国家的财政,赐出去多少田地,国家就流失多少财政收入,外加每年巨额的恩养藩王的开支,哪怕是太平年月,国家的财政,也常捉襟见肘。倘若赶上闹灾打仗,更是常穷得叮当。

    而当时的藩王宗室,不但人口多,滥支国家财政的现象也更严重,向朝廷要赏赐,更常常狮子大开口。不但藩王要养,藩王下面的子弟们,乃至子弟的亲眷们,七大姑八大姨,八竿子打不着的亲属都成了刘皇叔,都敢巧立名目要赏赐。按照户部尚书梁材的说法,明初的时候,如果养活一府的藩王,需要一万石粮食,那么现在同样的王府,就需要至少十三万石。梁材还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百姓的税粮有限,藩王的繁衍无穷,这样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问题,嘉靖年间明朝御史林润的奏折里,说的就很清楚:天下供应京城的粮食,每年四百万石,但各王府消耗国家的粮食,每年却有八百万石。具体到地方上,军事重镇山西省,每年存留粮食一百九十万石,但当地王府消耗粮食,却有三百多万石。河南省存粮九十四万石,当地藩王消耗粮食,却有一百九十多万。也就是说,全国的税粮加起来,也填不满藩王的嘴。

    自此以后,明朝也颁布了一些相关管理规定,比如严格审查,发现冒名请赏的一律严办。此外还加强教育,给藩王们办学校,教育他们要为国分忧,勤俭节约。另外还有“均人役”,就是改革以往的免税政策,令藩王分摊部分国家税赋。这几样政策,确实也省了不少钱,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所以自此以后,明朝历代皇帝面临的藩王问题,也就因此不同。明初的皇帝,愁藩王们造反,明中期以后的皇帝,愁怎么养活这群人吃饭。

    放在明朝政治下,官员如此指摘藩王,是需要勇气的。而且嘉靖皇帝朱厚熜本人,就是以藩王身份入继皇位的,给这样一个背景的帝王说这事,可以说极其不给面子。但局势严峻,面子也不顾。嘉靖皇帝也看到了问题所在,命令群臣设法解决。

靖初年,明朝的宗室总数,就比明初膨胀了上千倍。万历年间,总数长到三十多万,明末天启年间,更有六十多万。

    在明朝中期,《宗藩条例》的作用也十分巨大,嘉靖身后的隆庆,万历年间,明王朝在藩王开支方面,也大大缩减,国库也日益充实,后来的“隆万中兴”,确有这方面原因。但这个著名的条例,还是难以治本,不但对于朝廷赐予藩王土地,没有规定限制,关键的“定子女”这条,也是毫不提及。藩王后代的寄生虫角色,依然丝毫未变。

    而对于诸多藩王子弟来说,《宗藩条例》还带来一个恶果:藩王后代们请爵,封赐,都要礼部拍板,而且随着明朝财政日益拮据,礼部对此卡(爵位卡)的发放也越发严格。得不到名分的藩王,既没有国家养,更无法入民籍,自食其力的工作,别说干不了,朝廷也不许干,就此没了活路。到了明朝崇祯年间,好些藩王子弟因为得不到名分,又不许出去工作,竟然活活饿死。

    一直到嘉靖皇帝晚年,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月,御史林润的奏折,再次震惊了朝野。在这封奏折里,林润不但揭露了恩养藩王开支巨大,国家难堪重负的严峻现实。更指出先前朝廷的各色规矩,都是小打小闹修补,如果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要颁布一部根本法令,作为后世遵循的准则。即“以垂万世不易之规”。

    这个问题涉及祖训皇家藩王利益需要循序渐进,在未来几十年逐渐解决。

    侵占民田的招数,也有好几种,一种是造假,就是故意把看中的好田地,勾结官府指认成荒地,求得朝廷赐予,然后强行侵占。另一种叫“投献”,就是很多交不起税的小民,自愿把田地放在藩王名下,以此来逃避税赋。如此一来,明朝中后期的土地兼并,也就越演越烈。

    到了明末,土地兼并极为剧烈的河南地区,当时号称“中州地半入藩府”,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半的土地,都被藩王侵占。与之对应的,河南成了明末农民起义的“重灾区”,那位曾一次性拿到四万多顷赏田的福王朱常洵,后来更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杀掉。而在整个明末农民战争中,藩王们的巨额财富,平日里藏着掖着,舍不得拿出来,一闹农民起义,几乎都被农民军打包全收,成了农民军的钱粮资本。后来明朝亡于农民起义,这个角度说,藩王们做了“大贡献”。

    嘉靖皇帝朱厚熜,即位于1521年,这时明朝的藩王制度,经过尽两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了一个大负担。

    这封奏折着实有效,嘉靖皇帝也明白,有些事必须要抓紧办了。随后经过多方讨论,终于在两年之后,由礼部尚书李春芳主持,颁布了著名的《宗藩条例》,内容共六十七条,核心内容有二:1,严格限制藩王们的妻妾人数,娶老婆都要礼部审核。藩王子弟赐爵,更要有资格审查。2,对藩王的开支进行财政核算,削减大笔无用开支,更减少原定的固定工资数额。从那以后,藩王们从袭爵,赐田到日常开支,都有了严格的监管,挥霍无度的日子,不是那么容易了。

    明朝藩王的这些大问题,历代明朝君臣们,也不是没有重视,许多有识之士也一直想尽办法,遏止其日益膨胀的危害性。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嘉靖年间的《宗藩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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