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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说帝王之术只能由帝王与储君学习，可之前父皇让先生为孤讲解《资治通鉴》，那先生是否等于趁机学习了一遍帝王之术？”
在秦汉时期，史书不是一般平头老百姓能有机会阅读的。
待方孝孺起身坐下后，他环视殿内众人，高声问道：“还有何人持反对意见？”
朱高煦笑道：“依方先生之言，那帝王之术亦能在史书当中领悟得到喽？”
ps：感谢兄弟们的支持！
“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地干预、充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即是以制度治国，以制度约束臣民的行为，臣民均遵守法律制度。
朱高煦又问道：“垂拱而治，择贤者而任之，从谏如流，那何人是贤者？韩非子认为‘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先生以为然否？”
方孝孺赶紧起身，跪在地上拜道。
朱高煦道：“先生说贤者是德才兼备之人，那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德与才的界限又在哪里？如果说一个大字不认识的屠夫，他品德高尚，拾金不昧，乐善好施，但能委任他为县令，去治理一县百姓吗？”
后世据此典故引申出成语“垂拱而治”，比喻统治者不做什么，却能使天下太平，多用作称颂帝王无为而治。
朱高煦沉声问道。
朱高煦反驳道。
这话一出口，方孝孺顿时语塞。
解缙起身行礼道。
朱高煦连忙道：“先生快快请起，孤没有问罪的意思。”
“启禀太子殿下，臣反对。”
理国家？”
“这是自然。”方孝孺恭声道。
“臣不敢。”
朱高煦也不生气，抬手示意解缙坐下说话。
方孝孺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圣人认为，国君当垂拱而治，从谏如流。国家的治理自然由国君手下的佐官去负责，国君只需要赏罚分明，任用贤者为辅政大臣，国家便可大治。”
“殿下，汉初之时，有萧规曹随的典故，而后经过千年的积累和沉淀，我华夏的典章之制已有成文。因此，贤者的标准可以从史书当中找到。”
一直到唐宋之际，随着印刷术逐渐通行于天下，乃至活字印刷术问世，底层的读书人才有机会搞几本史书读上一读。
方孝孺答道：“臣认为，贤者当是德才兼备之人。”
“韩非子的说法显然不对，因为贤臣遇到昏庸糊涂的国君，他便无用武之地了。毕竟，昏庸之君喜用投机小人，根本不知何为贤臣。对昏庸之君来说，那些整日进谏的臣子很讨厌。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因此，识人用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他这话还真没有说错。
不过，他终究是大儒，很快想到了反驳的点子。
待解缙坐下后，他接着道：“说说你反对的理由。”
他必须承认朱高煦说的没错，毕竟这也是学术界公认的，否则《资治通鉴》的意义何在？
周《尚书·武成》：“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 “先生说帝王之术只能由帝王与储君学习，可之前父皇让先生为孤讲解《资治通鉴》，那先生是否等于趁机学习了一遍帝王之术？”
在秦汉时期，史书不是一般平头老百姓能有机会阅读的。
待方孝孺起身坐下后，他环视殿内众人，高声问道：“还有何人持反对意见？”
朱高煦笑道：“依方先生之言，那帝王之术亦能在史书当中领悟得到喽？”
ps：感谢兄弟们的支持！
“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地干预、充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即是以制度治国，以制度约束臣民的行为，臣民均遵守法律制度。
朱高煦又问道：“垂拱而治，择贤者而任之，从谏如流，那何人是贤者？韩非子认为‘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先生以为然否？”
方孝孺赶紧起身，跪在地上拜道。
朱高煦道：“先生说贤者是德才兼备之人，那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德与才的界限又在哪里？如果说一个大字不认识的屠夫，他品德高尚，拾金不昧，乐善好施，但能委任他为县令，去治理一县百姓吗？”
后世据此典故引申出成语“垂拱而治”，比喻统治者不做什么，却能使天下太平，多用作称颂帝王无为而治。
朱高煦沉声问道。
朱高煦反驳道。
这话一出口，方孝孺顿时语塞。
解缙起身行礼道。
朱高煦连忙道：“先生快快请起，孤没有问罪的意思。”
“启禀太子殿下，臣反对。”
理国家？”
“这是自然。”方孝孺恭声道。
“臣不敢。”
朱高煦也不生气，抬手示意解缙坐下说话。
方孝孺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圣人认为，国君当垂拱而治，从谏如流。国家的治理自然由国君手下的佐官去负责，国君只需要赏罚分明，任用贤者为辅政大臣，国家便可大治。”
“殿下，汉初之时，有萧规曹随的典故，而后经过千年的积累和沉淀，我华夏的典章之制已有成文。因此，贤者的标准可以从史书当中找到。”
一直到唐宋之际，随着印刷术逐渐通行于天下，乃至活字印刷术问世，底层的读书人才有机会搞几本史书读上一读。
方孝孺答道：“臣认为，贤者当是德才兼备之人。”
“韩非子的说法显然不对，因为贤臣遇到昏庸糊涂的国君，他便无用武之地了。毕竟，昏庸之君喜用投机小人，根本不知何为贤臣。对昏庸之君来说，那些整日进谏的臣子很讨厌。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因此，识人用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他这话还真没有说错。
不过，他终究是大儒，很快想到了反驳的点子。
待解缙坐下后，他接着道：“说说你反对的理由。”
他必须承认朱高煦说的没错，毕竟这也是学术界公认的，否则《资治通鉴》的意义何在？
周《尚书·武成》：“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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