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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西北之地贫瘠，加上历经多年战乱，人民离散，田地荒芜，流贼占据西北之后，同样收不上粮饷，收不上钱粮就无法养兵，也就无法继续做大。
还有最后一条，也是令所有人暗中松了一口气的，就是张缙彦请求崇祯皇帝尽快明发诏书，紧急调集关宁侯祖大寿、镇东侯杨振各率大军入卫京师。
对于信誓旦旦的认定流贼占据西北不足为虑的陈演，崇祯皇帝直接首肯他接任周延儒做了新的内阁首辅。
正常情况下，做就做吧，做的事情越多掌握的权力也就越大。
并不是。
当他奉诏入对的时候，崇祯皇帝征求内阁大臣和六部尚书们应对时局之法，其他大臣皆推诿卸责，不肯出头，有的甚至于讷讷不能言，而他则排众而出，上来就抛出了数条对策。
然而，不管是他们接下来是继续北上或者东进，其最终目标必定是京师。
或者南下，可以走滏口陉或者白陉，占领彰德府、卫辉府，然后经略北直与山东。
不管是后来继任首辅的大学士陈演，还是递补为次辅的大学士李建泰，全都信誓旦旦的对他说，流贼与东虏相比，不过是疥癣之疾。
这一次，李自成是奔着京师来了。
张缙彦四十来岁，在下层蹉跎多年，如今骤得高位，相对那些暮气沉沉的内阁大臣和其他各部尚书来说，显得锐气十足。
手谕或者口谕，有讨价还价或者见机行事的余地。
太原城一旦落入敌手，敌人一下子就至少拥有了三种战略选择。
诏书不是手谕，更不是口谕。
陕西、三边甚至整个西北之地，在他们眼中早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钱粮黑洞了，只有无穷无尽的投入，却根本看不到应有的产出。
与他同时离京的，当然还有携带诏书奔赴各方传旨的一批批内臣和锦衣卫缇骑人马。
与洪承畴交情不错、一直在朝中为洪承畴充当口舌的张缙彦，进入崇祯皇帝视野，并得到火速提拔，直接从一个正七品的兵科都给事中，一步迈上了兵部尚书的高位。
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吗？
总之，朝廷派侯恂、马士英、左良玉、方国安等人统率大军，奔赴湖广平乱，给了南都户部一个维护江南士绅利益、拒绝京师朝廷加派的完美理由。
陈演又惊又惧，只得写了一道辞章递上，随后躲在自己的府中闭门不出。
崇祯皇帝闻之大喜，一时尽皆采纳。
因为太原地位重要，太原失陷，封藩太原的晋王一系落入贼手，总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如果说陈演刚刚上任不到两个月，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已经当了两年兵部尚书的张国维，就成了最好的背锅之人。
其中首当其中的，自然是内阁首辅陈演。
包括被强令出京督师的内阁次辅李建泰，也强压下心中不满，硬着头皮带着一堆家仆从人，在二月十四日上午匆匆离京，赶往保定去了。
对此，不管是一直称病的祖大寿，还是出征在外的杨振，都不敢在面对这样明发天下的诏书时推诿拖延。
毕竟，皇帝不差饿兵，国库内没有一分钱的钱粮饷银，接下来还怎么玩呢？
这一点，也正是这段时间以来，京师朝堂面对各种乱局却始终拿不出一个有效举措的根本原因。
所以一定是继续北上或者东进。
张缙彦能想到的这些对策，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对策，其他人之所以不愿意提，主要是因为在崇祯皇帝这里，通常是谁提议朝廷该做什么事，那么这个事情有九成要落到提议之人的头上。
但是由皇帝批准、翰林院起草、内阁联署的诏书，则是非常严肃正式的正式圣旨，如不遵照执行，那就是大逆或者叛乱，必然招致天下人的唾骂。
北上，可以进攻大同、宣府，然后经居庸关，直奔京师。
在崇祯皇帝的内心深处，甚至还有许多朝廷大臣的内心深处，整个西北地区早就是鸡肋一样的地方了。
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午，京师朝堂接到了太原府城失陷的消息，有识之士一片大哗，崇祯皇帝本人也终于意识到大事不妙了。
当然，江南钱粮是否真的耗空了，崇祯皇帝和新任京师户部堂官倪元璐暂时也没有精力和时间真的派人去调查取证。
与此相应的是，现任兵部尚书张国维就没这么幸运了。
于是，兵部尚书张国维很快就被罢免。
可是到了崇祯十六年的冬天和崇祯十七年的春天，明眼人都知道形势不一样了，国库空虚已久，昔日的粮赋重地湖广地区，因为去岁屡遭流贼蹂躏，粮赋根本征收不到。
但是这一次，李自成统率大军出陕入晋，先占平阳府，又下太原城，却是狠狠打了京师朝堂的脸面。
其四，命镇朔将军宣府总兵杨国柱率军赶赴大同，统率宣府、大同、朔州等等地官军协防宁武关。
尽管崇祯皇帝没去过太原，甚至都没出过京师，但是太原城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他根本不需要亲自去一趟才能认识到，因为无论是从舆地图上，还是从无数前朝史册上就能看到明明白白。
当然，李自成从关中统率大军进入山西，北上太原，其军事意图已经非常明显，肯定不会在占领了太原重镇之后掉头南下，或者止步不前。
其二，命已经进兵汴、洛一线的洪承畴，总领其本部以及山西、河南、山东、徐州所有兵马，从汴洛等处北渡黄河，走白陉、轵关陉进入山西南部，追击流贼大军，收复山西等处失地。
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就像是京师朝廷不得不背负的一个巨大包袱，既放不下，又背不动。
就连朝廷唯一能够仰赖的江南地区，也因为去年崇祯皇帝让侯恂、马士英等人就地支取粮饷，以平定窜入湖广等地的流贼而迅速耗空。
随着太原失陷的消息传入京师，六科、都察院的弹章再次汹涌而来，不过这次弹劾的对象由蔡懋德，变成了内阁首辅陈演。
这一次，或许是因为京师朝堂的大臣们都意识到了山西失陷的严重性，居然十分难得的通力合作了一把，迅速完成了所需手续。
现在看，都成了笑话。
从太原城往北，可以威胁大同、宣府，往东可以直通真定、保定，往南可以控扼河洛与关中。
因为他们一直都在经历国库空虚的煎熬，一直在经历收不上钱粮却要承担大笔钱粮支出的煎熬。
崇祯皇帝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早在去年他以讳败为胜、蒙蔽圣听的罪名下旨将周延儒处斩之后，曾经征求过内阁大臣们关于流贼进占关中之后果的看法。
南都那边一这么做，京师户部这边直接玩完。
所以当时，崇祯皇帝除了以讳败为胜、蒙蔽圣听的罪名下旨将周延儒处斩之外，并没有再深究其他人的责任。
其一，命晋人出身的内阁次辅、大学士李建泰出京，赴保定、真定、山东督师，总制保定总督王永吉、总兵张存仁、新任山西巡抚郭景昌、山东巡抚黄希贤、山东总兵刘泽清等人，分兵布防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娘子关一线。
不足为虑，只要洪承畴、祖大寿或者杨振任何一支兵马入关，流贼都不可能继续做大，覆灭不过是迟早而已。
其三，命山西镇总兵周遇吉死守宁武关，堵住流贼北上大同、宣府的道路。
最后只能捏着鼻子否掉了陈演的辞呈，将许多弹劾陈演无能误国的弹章留中不发，同时严旨令他继续入阁办事。
陈演一请辞，内阁再次陷入停摆，一时间，崇祯皇帝连个愿意带头与他商议善后事务的人选都找不到了。
后来继任首辅的陈演，还头头是道地向他分析了流贼必然败亡的道理。
东进，可以出井陉或者蒲阴陉，攻击真定，保定，再转往北，同样可以直逼京师。
如此一来，不管是他们主观是不愿意，还是他们客观上无能力，总之自从去年秋天以来，经过漕运送往京师的钱粮，就开始出现断崖式的下降。
再比如流贼僭越立国，大肆派设伪官，到处骗诱百姓从贼，可是他们占据的地方越大，骗诱从贼的百姓越多，他们的各种开支负担就越大，最后必定不战自败，等等。
但是当时，包括崇祯皇帝本人在内的许多在京勋贵和朝廷大臣，都对此深以为然。
而是他们知道办不成，所以干脆就推诿卸责不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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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西北之地贫瘠，加上历经多年战乱，人民离散，田地荒芜，流贼占据西北之后，同样收不上粮饷，收不上钱粮就无法养兵，也就无法继续做大。
还有最后一条，也是令所有人暗中松了一口气的，就是张缙彦请求崇祯皇帝尽快明发诏书，紧急调集关宁侯祖大寿、镇东侯杨振各率大军入卫京师。
对于信誓旦旦的认定流贼占据西北不足为虑的陈演，崇祯皇帝直接首肯他接任周延儒做了新的内阁首辅。
正常情况下，做就做吧，做的事情越多掌握的权力也就越大。
并不是。
当他奉诏入对的时候，崇祯皇帝征求内阁大臣和六部尚书们应对时局之法，其他大臣皆推诿卸责，不肯出头，有的甚至于讷讷不能言，而他则排众而出，上来就抛出了数条对策。
然而，不管是他们接下来是继续北上或者东进，其最终目标必定是京师。
或者南下，可以走滏口陉或者白陉，占领彰德府、卫辉府，然后经略北直与山东。
不管是后来继任首辅的大学士陈演，还是递补为次辅的大学士李建泰，全都信誓旦旦的对他说，流贼与东虏相比，不过是疥癣之疾。
这一次，李自成是奔着京师来了。
张缙彦四十来岁，在下层蹉跎多年，如今骤得高位，相对那些暮气沉沉的内阁大臣和其他各部尚书来说，显得锐气十足。
手谕或者口谕，有讨价还价或者见机行事的余地。
太原城一旦落入敌手，敌人一下子就至少拥有了三种战略选择。
诏书不是手谕，更不是口谕。
陕西、三边甚至整个西北之地，在他们眼中早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钱粮黑洞了，只有无穷无尽的投入，却根本看不到应有的产出。
与他同时离京的，当然还有携带诏书奔赴各方传旨的一批批内臣和锦衣卫缇骑人马。
与洪承畴交情不错、一直在朝中为洪承畴充当口舌的张缙彦，进入崇祯皇帝视野，并得到火速提拔，直接从一个正七品的兵科都给事中，一步迈上了兵部尚书的高位。
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吗？
总之，朝廷派侯恂、马士英、左良玉、方国安等人统率大军，奔赴湖广平乱，给了南都户部一个维护江南士绅利益、拒绝京师朝廷加派的完美理由。
陈演又惊又惧，只得写了一道辞章递上，随后躲在自己的府中闭门不出。
崇祯皇帝闻之大喜，一时尽皆采纳。
因为太原地位重要，太原失陷，封藩太原的晋王一系落入贼手，总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如果说陈演刚刚上任不到两个月，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已经当了两年兵部尚书的张国维，就成了最好的背锅之人。
其中首当其中的，自然是内阁首辅陈演。
包括被强令出京督师的内阁次辅李建泰，也强压下心中不满，硬着头皮带着一堆家仆从人，在二月十四日上午匆匆离京，赶往保定去了。
对此，不管是一直称病的祖大寿，还是出征在外的杨振，都不敢在面对这样明发天下的诏书时推诿拖延。
毕竟，皇帝不差饿兵，国库内没有一分钱的钱粮饷银，接下来还怎么玩呢？
这一点，也正是这段时间以来，京师朝堂面对各种乱局却始终拿不出一个有效举措的根本原因。
所以一定是继续北上或者东进。
张缙彦能想到的这些对策，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对策，其他人之所以不愿意提，主要是因为在崇祯皇帝这里，通常是谁提议朝廷该做什么事，那么这个事情有九成要落到提议之人的头上。
但是由皇帝批准、翰林院起草、内阁联署的诏书，则是非常严肃正式的正式圣旨，如不遵照执行，那就是大逆或者叛乱，必然招致天下人的唾骂。
北上，可以进攻大同、宣府，然后经居庸关，直奔京师。
在崇祯皇帝的内心深处，甚至还有许多朝廷大臣的内心深处，整个西北地区早就是鸡肋一样的地方了。
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午，京师朝堂接到了太原府城失陷的消息，有识之士一片大哗，崇祯皇帝本人也终于意识到大事不妙了。
当然，江南钱粮是否真的耗空了，崇祯皇帝和新任京师户部堂官倪元璐暂时也没有精力和时间真的派人去调查取证。
与此相应的是，现任兵部尚书张国维就没这么幸运了。
于是，兵部尚书张国维很快就被罢免。
可是到了崇祯十六年的冬天和崇祯十七年的春天，明眼人都知道形势不一样了，国库空虚已久，昔日的粮赋重地湖广地区，因为去岁屡遭流贼蹂躏，粮赋根本征收不到。
但是这一次，李自成统率大军出陕入晋，先占平阳府，又下太原城，却是狠狠打了京师朝堂的脸面。
其四，命镇朔将军宣府总兵杨国柱率军赶赴大同，统率宣府、大同、朔州等等地官军协防宁武关。
尽管崇祯皇帝没去过太原，甚至都没出过京师，但是太原城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他根本不需要亲自去一趟才能认识到，因为无论是从舆地图上，还是从无数前朝史册上就能看到明明白白。
当然，李自成从关中统率大军进入山西，北上太原，其军事意图已经非常明显，肯定不会在占领了太原重镇之后掉头南下，或者止步不前。
其二，命已经进兵汴、洛一线的洪承畴，总领其本部以及山西、河南、山东、徐州所有兵马，从汴洛等处北渡黄河，走白陉、轵关陉进入山西南部，追击流贼大军，收复山西等处失地。
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就像是京师朝廷不得不背负的一个巨大包袱，既放不下，又背不动。
就连朝廷唯一能够仰赖的江南地区，也因为去年崇祯皇帝让侯恂、马士英等人就地支取粮饷，以平定窜入湖广等地的流贼而迅速耗空。
随着太原失陷的消息传入京师，六科、都察院的弹章再次汹涌而来，不过这次弹劾的对象由蔡懋德，变成了内阁首辅陈演。
这一次，或许是因为京师朝堂的大臣们都意识到了山西失陷的严重性，居然十分难得的通力合作了一把，迅速完成了所需手续。
现在看，都成了笑话。
从太原城往北，可以威胁大同、宣府，往东可以直通真定、保定，往南可以控扼河洛与关中。
因为他们一直都在经历国库空虚的煎熬，一直在经历收不上钱粮却要承担大笔钱粮支出的煎熬。
崇祯皇帝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早在去年他以讳败为胜、蒙蔽圣听的罪名下旨将周延儒处斩之后，曾经征求过内阁大臣们关于流贼进占关中之后果的看法。
南都那边一这么做，京师户部这边直接玩完。
所以当时，崇祯皇帝除了以讳败为胜、蒙蔽圣听的罪名下旨将周延儒处斩之外，并没有再深究其他人的责任。
其一，命晋人出身的内阁次辅、大学士李建泰出京，赴保定、真定、山东督师，总制保定总督王永吉、总兵张存仁、新任山西巡抚郭景昌、山东巡抚黄希贤、山东总兵刘泽清等人，分兵布防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娘子关一线。
不足为虑，只要洪承畴、祖大寿或者杨振任何一支兵马入关，流贼都不可能继续做大，覆灭不过是迟早而已。
其三，命山西镇总兵周遇吉死守宁武关，堵住流贼北上大同、宣府的道路。
最后只能捏着鼻子否掉了陈演的辞呈，将许多弹劾陈演无能误国的弹章留中不发，同时严旨令他继续入阁办事。
陈演一请辞，内阁再次陷入停摆，一时间，崇祯皇帝连个愿意带头与他商议善后事务的人选都找不到了。
后来继任首辅的陈演，还头头是道地向他分析了流贼必然败亡的道理。
东进，可以出井陉或者蒲阴陉，攻击真定，保定，再转往北，同样可以直逼京师。
如此一来，不管是他们主观是不愿意，还是他们客观上无能力，总之自从去年秋天以来，经过漕运送往京师的钱粮，就开始出现断崖式的下降。
再比如流贼僭越立国，大肆派设伪官，到处骗诱百姓从贼，可是他们占据的地方越大，骗诱从贼的百姓越多，他们的各种开支负担就越大，最后必定不战自败，等等。
但是当时，包括崇祯皇帝本人在内的许多在京勋贵和朝廷大臣，都对此深以为然。
而是他们知道办不成，所以干脆就推诿卸责不去办。